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自号少陵野老，人称诗圣。杜甫之所以在后世获得崇高的声望，被称为“诗圣”，除了他的诗歌造诣精深，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品格。

杜甫是现实主义的干将，他对国对民满腔热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君国安危的忧心烈烈赤心拳拳，对民族存亡的诚心惦念焦心牵挂，对黎庶忧乐的痴心关注真心同情，都毕其一生而没有丝毫的衰竭，所以梁启超称他为“情圣”。

杜甫一生走过很多地方。二十岁的时候，他跟盛唐大多数青年一样，为了开阔眼界，到各地去漫游。弃官后，他从秦州入蜀、漂泊西南，游历了巴蜀、江湘，写下了许多记述登览行旅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行旅之作，它们在山水描写之中，或是暗寓着诗人的人生感慨，或是隐含着时代动荡的背影，境界阔大，寄意深远。

在漂泊西南时期，杜甫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仍密切地关注著时势的发展，并揉合了他在蜀中的所见所闻，以诗歌痛斥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和企图割据地方的军阀，反对苛政和苛捐索求；追怀盛唐昔日的繁华，抒发了无力重正乾坤的悲哀。他有许多名作都是深刻揭露安史之乱前后上层统治官僚腐败的，如《丽人行》，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游宴的场面，讽刺了他们荒淫骄纵的生活。

安史之乱前，奉先县是杜甫回乡省亲的地方。当杜甫怀着“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的心情迫抵家门时，却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杜甫哀痛欲绝。这场痛丧幼子的号啕大哭，无情地宣告了一个辉煌盛世的结束，一个动荡黑暗的衰世开始了。

但杜甫那颗博大的心灵并未陷于自己一家的不幸，而是由此联想到更为不幸的同胞：“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其情至真至仁，故人们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真恳切至、淋漓沈痛，俱是精神。”杜甫真的实践了儒家所标举的理想人格——人饥亦饥、人溺亦溺。这种伟大的人格具有巨大深远的感召力，使他在诗歌之外建立起了一座人格峻洁高大、心胸壮阔高远令人敬仰的无字丰碑。

这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也能品味得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了受冻死亦足。”这声呼喊超越了他对自家命运的自叹自怜，转为对社会民生的深切关注。

杜甫除关切之外，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倾其全力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百姓。尽管自己并不宽裕，“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杜甫曾用《又呈吴郎》做两个沦落之人的思想工作。一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必定是一位善于体察民心的人。安史之乱后，他深切感受到统治阶级的腐朽与人民生活的痛苦，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深刻地刻画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兵役下水深火热的生活，以饥寒之心而怀济世之怀，处穷迫之境而无避世之想，这种思想渗透了儒家的理想人格，这就是以使命感立世，以理之应然义为思考、行动的原则，从而谋求此岸人生。

杜甫是一个深刻地理解了苦难的人，他在对自己、人世的诸多苦难的承担中完成了凤凰涅磐式的新生。杜甫的一生都钟情于凤凰。十七岁写了《凤凰台》，为了雏凤他感谢而“解剖心血”、“ 心当竹实”、“血当醴泉”，一句话，这是一种为凤凰不惜粉身碎骨的牺牲精神和奉献品质。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时代有太多的苦难，但负载中更显伟大与坚强；时代有太多的伤感，但冲决之后更显深沉与坚毅；时代有太多的无奈，但击退之后更有高歌猛进。这种豪逸与沉郁兼有、奔放与婉转并存的独特诗风，犹如盛唐西天的晚霞，既辉煌壮观大气犹在，又盛极难继令人瞠乎其后。“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不仅拥有盛唐文人所具有的激情和宏伟气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并将人生的价值牢固地标定在现实土壤的深处，将国家民族的存亡视为自己的生命，为苦难的民族高歌，为苦难的同胞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