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见过最时髦的人，阅读完全紧贴着时代。文革时，只读毛选和白皮书。文革结束就读数理化。谈恋爱时，只读《恋人絮语》。大学一毕业，就读MBA。最要紧的是，SARS来了，她只读和瘟疫有关的书。马尔克斯、加缪，都是名著，想不时髦也难。

想了一想，眼下我们这里的“瘟疫”作品，（电脑很无趣，打文艺，出来瘟疫。）也许因为作者是亲历者，反而可能有点将就。没有人喜欢瘟疫，但是人们喜欢关于瘟疫的作品，而且得在瘟疫流行时，顶风阅读。就像人们不小心摔了杯子会上火，但是愿意看撞汽车的电影。看看那个时代小红书的海洋，眼下全民的阅读真是退步了，时髦的事情让少数人给占了。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我想说的是另一位既轻又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因为他言说轻之不易，逐渐成为本地有分量的时髦。昆德拉变成了一个两难话题，读它使时髦的人和不时髦的人，彼此换位。而且来回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译名放在一起，有点车轱辘话的意思。在我看来，这恰好是对于“轻”的最好的脚注。昆德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这是其他西方作家所不具备的。毫无问题的翻译大概是不存在的，很多东西在翻译中是很难一对一对译过来的。一句老话，两种文化的交流，总会有一些小的误解，有意思的是，这种误解传达了有价值的信息。中国读者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轻轻推开了一扇很重的旋转门──轻就在那上面的某一点上。

昆德拉是一个在小说文体上有很多想法，也做了很多试验的作家。但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就像瘟疫或者艺术中的传染病。）并不是从他这儿来的。小说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多年中，从现代主义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应用，到西方大陆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是有一个大的背景的。应该从这个大的背景下考虑作家写作文体上的变化以及对事物的来回摆动的看法。昆德拉比较喜欢在小说中发表议论，就像他喜欢谈音乐一样，有一些议论是作为一种元素，运用到作品中，是服务于整个作品结构的。一如今日，人们将瘟疫服务于时髦。

当然，在非非典时期，人们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偏好出发，有些人很喜欢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携带了许多很有趣的信息──性啊，政治啊。但有些人不喜欢，怎么什么事都是性啊、政治啊。在某种意义上，在昆德拉呆过的国家，性就是政治。

对轻的沉重的思考，一种高压下的幽默，另外，昆德拉的作品涉及到很多东欧人特殊时期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一种意识形态之下到达另一种文化环境之中，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微妙的变化。就像SARS过后的那段愉快的日子。把关于瘟疫的书收起来，再取出来，再收起来……

（孙甘露，1959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1986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先锋派”。有人认为，孙甘露使写作变成一次“反小说”的修辞游戏，因而令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1988年孙甘露发表中篇小说《请女人猜谜》，该作品也被视为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