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不仅刻画了关心国事、谋虑深远的军事家曹刿的形象，而且还刻画了鲁公这个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政治家的形象。

文章开头，写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点明了曹刿的身份，并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侧面来刻画鲁公的形象。曹刿为当时的庶士，鲁庄公则是一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官贵民贱”的奴隶社会里，鲁庄公接见曹刿这个士庶，的确要冒“轻身”和“失序”的风险。鲁庄公为了清除迫在眉睫的外患，以掠人的胆量和气魄，突破“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放下诸侯的架子，同意曹刿入见。这里，鲁庄公虽还没有出场，但一个礼贤下士的政治家的形象跃入纸上。

文章接着用三答三探，从正面具体地来刻画鲁庄公形象。

曹刿入见鲁庄公，并没有献上什么退敌的锦囊妙计，只是问鲁庄公：“何以战？”这样，不是鲁庄公问计，而是由曹刿主动发问。这种反主为次的胸怀比三顾茅庐的刘备，“吐哺”“握发”的周公，似乎更加难能可贵。鲁庄公第一次回答，曹刿认为不“专”衣食，“必以分人”，是小恩小惠，得到好处的人不普遍，老百姓就不会支持他去打仗；第二次回答，曹刿又认为祭神明，“必以信”，是“小信未孚”，神明也不会保佑；第三次鲁庄公才掏出心里话：“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认为，办大小案件，“必以情”，是“忠之属也”。曹刿认为作为一国之主的鲁庄公，对一切大大小小的案件，都处置得合情合理，这正是“上恩利民”之举，必然为民所仰望，为民所乐从。所以，曹刿充满信心地说：“可以一战。”这一次比一次深入地回答，不仅表现了鲁庄公治国有道，治国有方，而且表现了做为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善于知人的卓识。

文章紧接着写战争实践，进一步生动形象地刻画鲁庄公，使这个典型形象得到了升华。“长勺之战”拉开战幕后，鲁庄公十分信任和器重曹刿，让他和自己同坐一辆战车，参与指挥。开始，鲁庄公准备击鼓进去，“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后，方说：“可矣。”鲁庄公采纳了曹刿的正确战术，把握住敌竭我盈的有利战机，鸣鼓催军奋战，一举击溃了齐军。这时，鲁庄公的兴奋劲是可想而知的。就在他急于乘胜追击的时候，曹刿却曰：“未可。”在此情况下，鲁庄公还是克制住自己急于求胜的情绪，直到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表示“可矣”之后，这才下令追赶齐国败军。这样，鲁国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对曹刿的两个“未可”和“可矣”，鲁庄公当时虽不明其所以然，但因情势紧急，无暇询究。他努力自控，当机力断，惟曹刿的谋略是从，待战争胜利了。再“问其故”。鲁庄公先从谏，再问由，对曹刿的意见，当然不是庸俗地随和，而是高度信任的表现，更不是愚蠢地盲从，而是有胆有识的体现。如果鲁庄公不是这样，对曹刿的意见，事事都要在当时穷根究底，先问后从，那将使曹刿动则有掣时之虑，即使他的才能再大，也难以施展出来，势必坐失战机，使鲁军因弱不敌强而败北。或者，鲁庄公不采纳曹刿的“敌疲我打”的战术，固执己见，一意蛮干，那就可以设想，齐鲁长勺之战不会以“齐师败绩”而告终。先问后从，失之于疑；顽固拒谏，失之于愚。两者都是缺乏胆识的表现。鲁庄公先从谏，后问由，正体现了一个政治家有胆有识。善于用人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