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1.此诗又见李商隐集。赤壁：东汉献帝十三年（208）周瑜大败曹操处，现湖北赤壁西北长江两岸

2.销：销浊。

3.将：拿起。

4.磨洗：磨光洗净。

5.铜雀：台名，建安十五年（210）由曹操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建造，因楼顶铸有大铜雀而得名。上居姬妾歌姬，是曹操暮年行乐处。《水经注·浊济水篇》："邺西三台，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层百一间。"二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注引《江表传》曰："策从容戏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一只古老的断戟沉落江底，流逝的岁月也未使它销蚀，

拿起磨出洗净的断戟，我认出是东吴破曹时的遗物。

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那历史形势将整个改观）

那美丽的大乔、小乔，就只有永远锁在铜雀台里了。

这首诗是咏史诗。特点是咏史抒怀或借史实抒发作者情感。诗人过湖北黄冈的赤鼻矶（并非赤壁，东汉末年周瑜大败曹操的赤壁，在今湖北蒲昕西北长江南岸）,有感于三国时代英雄的成败，借题发挥，虽以地名为题，实则咏史怀古。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四库提要》云：“（许?）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体裁：诗

类别：七言绝句

年代：唐

作者：杜牧

作者小传：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唐代诗人，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杜荀鹤之父。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杜牧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杜牧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