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房龙把莎士比亚比作“蒸汽挖掘机手”，只不过莎士比亚所挖掘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大地。他从文学“大炉子”里倒出来的人的种类是那么奇异，他把人性所有的特点都置于我们脚下并且说：“看吧，我的朋友们，我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但不要因为你们不喜欢而对我恼怒。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作的一切就是把他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１房龙的评论道出了莎剧的人物矛盾重重、难断谁是谁非的特点和原因。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主要人物夏洛克是莎剧中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之一，他带给观众复杂的感受，他贪婪、恶毒、令人痛恨，然而他那充满被压迫者悲愤之情的申诉，又令人恻隐之心挥之不去。诸多论者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对夏洛克的性格进行过分析，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试图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解析夏洛克这个人物所体现的社会意义，探索伊丽莎白时代具有大众文化特质的莎剧的人文思想，以就教学界同仁。

让我们先来考察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观众构成，以助于理解大众文化的概念。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专业剧团已产生，它们大多投靠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便于演出，

免于迫害。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是“侍从大臣剧团”。伊丽莎白时代蓬勃发展的戏剧运动的特点之一是盛行恩主庇护制。莎剧演出最活跃的时期，泰晤士河南岸已形成繁荣的戏剧演出中心。规模最大的环球剧场可容纳两千三百人。在当时的伦敦剧场，除了少数在包厢中看戏的贵族和富人外，花费一个便士入场，站着看戏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来自新兴的市民阶层，大多识字不多，对语言有特殊的爱好和敏感，喜欢谈天说地，对新鲜的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已不仅仅是贵族消遣的特权，它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大众的文化活动。观众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决定当时的戏剧在思想和审美趣味上首先反映着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集团的利益，即以女王为首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这正是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作为支配阶层的贵族，包括大公、鲍西亚、安东尼奥和巴赛尼奥，在这出戏中个个都被塑造成冠冕堂皇的人物，至少是一般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他们人人充满仁爱之情，人人都在尽力维护法律的公正，即便是公然违反法律条款时，也是一副正义的面孔。同时，关心热爱戏剧的大多数观众是作为从属阶层的城市平民，大众文化渗透进入戏剧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按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专家约翰·菲斯克２的解释，大众文化是从属者对其从属地位愤愤不平的文化，是从属者在规避、愚弄、丑化、抵制支配者及其权力时产生快乐的文化，大众的快乐即便是受到限制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也具有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特点。大众文化是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即民众两者之间对立状态中建构的。它必须以支配阶层所控制的物质资源（如剧场，贵族对剧团的支持等）为载体，来完成有利于从属者的社会意义的产生。约翰·菲斯克把大众文化之于主流文化形象地比作游击队员和占领军对抗的关系。《威尼斯商人》小到对话，大到人物塑造、情节发展都带着明显的大众文化特质。莎士比亚以其特有的机智、幽默，不是从正面进攻，而是以反讽、戏拟等手段，时时冷不防地奏上一股弦外之音。在其作品中渗透普通观众的思想感情，赋予其作品有利于大众的社会意义，引出观众与剧作家的会心一笑。例如《威》剧中狭义的安东尼奥这个自感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着悲哀角色的人物，乍一看理应是“最仁厚的君子”，然而他却被葛莱兴敲了个“冷不防”，对大人物自我崇拜式的道貌岸然发出嘲笑：“干吗一个活人，偏要正襟危坐，跟他祖宗爷爷的石像一个样？……千万别拿‘忧郁’做钓饵，去博那世俗的虚名。”在第四场中，安东尼奥的确表白只愿让巴赛尼奥亲眼见到自己为他而死，并请巴赛尼奥将来为自己写篇墓志铭就“死而无憾”了。这个友情的殉道者也确实有“拿‘忧郁’做钓饵，去博那世俗的虚名”之嫌。巴赛尼奥求婚选匣的一番言辞表明他无愧为看透人世的智者，“爱神的使者”，但是他所行之事从始至终不过是外强中干的骗财、骗色。再以鲍西亚的婚姻深陷“既不能选择又不能拒绝”的难堪境地为例，她刚一感叹自己的不幸，借恭敬的小女仆之口便传来大众文化的挖苦：“吃得太饱的人，跟挨饿吃不上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若联系当时英国社会状况，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全国巡游都曾惊叹“到处都是穷人”，如鲍西亚这样的富人的痛苦在穷人眼里不是某种奢侈吗？数不清的细节、对话所表达的对权贵的抵制和嘲讽都在表明大众文化在不露声色地渗透进戏剧之中了。

夏洛克是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富商。他集中反映了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新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商人共同的自私、贪婪的特点。《威》剧中出场的新旧贵族无不自私贪婪：巴赛尼奥除去自私贪婪而且极为虚荣，爱挥霍，他既想获得美女更贪图她的财产；再看看其他求婚的王公贵族，“四面八方的风，从天涯海角送来了求婚的贵人；披在她额上的金光闪闪的卷发，好比那‘金羊毛’”３，他们不仅贪财而且各有其愚不可及之处：或不学无术、浅薄无知，或性格抑郁、未老先衰……对于这些权贵丑态的侧面描写，笔墨简约，点到为止；正面描写的对象是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事实上，放贷的不仅仅是犹太人，更何况当时英国的三大产业──金融、地产、海上贸易，哪一种不在贪婪可鄙地获取利润？试想，在鼓励资本积累、海外贸易的伊丽莎白年代，一部暴露原始资本积累者野蛮，贪婪的戏剧能通过官方的检疫吗？剧作家巧妙地挑选了遭社会主流嫉妒蔑视的犹太人夏洛克。借夏洛克这个靶子，通过揭露他乘人之危放贷之刻薄，为自己巧取盘剥引经据典之厚颜无耻，捶胸顿足地叫“我的女儿呀，我的金子银子呀！”的爱钱如命之丑态，莎翁淋漓尽致地鞭挞了如夏洛克一般刻薄、无耻、丑态百出的权贵阶层。夏洛克不过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看看坐在包厢里洋洋得意的权贵们，莎士比亚必与观众有心心相通的无语微笑。《威尼斯商人》中最令人费解的反派人物夏洛克事实上是大众文化对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者的抵制与对立的靶子。

《威尼斯商人》是选匣求婚、一磅肉、异教通婚三个故事的有机组合。如果说选匣求婚是莎翁刻意安排，侧面暴露权贵阶层的贪婪，一磅肉、异教通婚则是对伊丽莎白时代法律公正性和宗教迫害的质疑。对法律和宗教迫害的质疑最明显的铺垫，也是最明确的话是巴赛尼奥选择铅匣子时的演说，“……讲到法律，哪一个肮脏的案件不可以借冠冕堂皇的言词来文饰？在宗教上，哪一件背天逆理的罪孽不可以用满脸的虔诚、满口的《圣经》来掩饰丑恶，证明它该受祝福？天下岂有那样没心计的坏人，会忘了给自己戴上道德的假面具？……”４后面的第四幕“法庭”恰好佐证了上述话语。第四幕“法庭”从开场到结束便是道貌岸然、娓娓动听的幌子下的阴谋，而夏洛克是这场阴谋的牺牲品。首先，在原告夏洛克不在场的前提下，作为法官的大公和众贵族已经站在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一边，共同商讨如何对付这个犹太人，如何逃脱法律的惩处的办法。驼背、老迈的犹太人夏洛克一出场就与这群威尼斯的显贵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形单影孤，明显地处于弱者一方。然后，女扮男装的鲍西亚开始关于一磅肉巧舌如簧的诡辩。之所以称其为诡辩是因为鲍西亚的辩白至少有三点有悖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条款。第一，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规定，如果原告放弃合同的要求（《威》剧中是一磅肉），那么他在放弃权力的同时，也就免除了义务。所以，依据法律夏洛克根本不可能从原告变成被告。第二，鲍西亚劝说夏洛克接受“当庭还清”的方案被夏洛克拒绝也是不合情理的。根据法律，“当庭还清”被视为履行合同，安东尼奥应该当庭释放，免受惩罚。第三，当鲍西亚机智地提出“不能流一滴基督徒的血”时，她已经违反了法律常识。因为法律上允许履行合同所要求的必要条件。流血是获取一磅肉所允许的条件。对于鲍西亚的辩论，它的隐喻在于法律被少数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试问“站着看戏的观众”，若不幸某日对案公堂，不将是又一个夏洛克吗？再者，在法庭上，夏洛克坚持法律的裁决的话外音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法律真的公平吗？

仁慈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什么使得一些人有决定另一些人命运的权力？莎士比亚是了不起的，四百年前就在质疑着法律，普通观众未必有这等眼界，然而当看到老迈驼背的夏洛克托着沉重的双腿，慢慢地退场时，作家触及到的正是从属阶层心中隐约涌动的不明之痛。

夏洛克宁愿放弃数倍于借款的钱财，非要讨安东尼奥那要命的一磅肉，鲜明地表示他们的矛盾冲突的激化。剧中明白地指出夏洛克与安东尼奥有宿怨。夏洛克说安东尼奥侮辱他，破坏他，挖苦他，侮辱他的民族。当夏洛克得知安东尼奥的商船在海上遭难时，兴奋的夏洛克首先想到的是去会堂（犹太人聚众崇拜的场所），立下复仇的誓言（在法庭上夏洛克回答鲍西亚道：“我对天赌过咒了！”）。在对待其女儿与基督徒罗伦佐的婚事上，爱财如命的夏洛克宁可看见女儿死在他的脚下，“金子银子都放进她的棺材里”，也不愿看见她的女儿与罗伦佐结婚。犹太人夏洛克的上述种种行为不言而喻地反映了他的宗教态度，表明他与安东尼奥的矛盾冲突是宗教的矛盾冲突。尽管夏洛克是反派人物，莎士比亚赋予他机智和善辩的能力，给他表白社会对他不公正待遇的机会。借夏洛克之口，莎翁表达了他对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的同情，“忍受迫害本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犹太人就没有眼睛了吗？犹太人就缺了手、短少了五官四肢，没知觉、没骨肉之情、没血气了吗？……要是一个基督徒侮辱了犹太人，那么按照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的‘忍耐’呢？”５当鲍西亚指责夏洛克有谋害威尼斯公民之嫌时，当大公居高临下，以统治者胜利的姿态宣布对夏洛克的判决时，当虔诚地信奉着犹太教的夏洛克被迫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时，我们可合理推测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尽管大多数观众是基督徒）内心深处阵阵隐痛的存在。

据历史记载，一五九四年六月七日，伦敦的一个西班牙籍犹太医生Lopez以谋弑女王罪被判处绞刑，引起社会上极大轰动，刮起一股排斥犹太人的狂风。伊丽莎白时代，没收犹太人财产，强迫其皈依基督教是真实而残酷的史实。犹太人被剥夺所有财产，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遭受到折磨，生活在贫困之中。用朗西洛的话来讲就是“……一批批的基督徒被制造出来，猪肉的价钱可要越来越俏了。……眼看谁还有钱买得起一片儿薄薄的咸肉”。我们似乎听到在场观众的哄然大笑。即使是这样短暂的快乐，也是大众文化寻机朝那些显然是毫无仁慈、博爱的宗教迫害者刺去的一枪。

毋庸置疑，尽管夏洛克这个人物是剧作家精心所作，并且对他抱有同情，无论是剧作家莎士比亚还是观众依旧视其为反派人物，但并非出自反派人物之口的话语就是谬误。上述所引用夏洛克的话语不仅理智，事实上，夏洛克对民族压迫控诉的一番话有静穆的全面的力量，正在与已经存在于民众心中恻隐之心产生共鸣。

正如文章所述，大众文化是对其从属地位愤愤不平的从属者的文化。它与有支配力量的主流文化的关系好比游击队员战士与占领军，与占领军的斗争只能是规避中的抵制，毕竟避免在意识形态上或身体上被俘虏是游击队员的首要任务。夏洛克这一人物的塑造使莎翁可极为巧妙地引出如此丰富的社会内容。夏洛克既是矛，又是盾，借他之口，莎士比亚可攻可守，进退自如地表达出其人文思想。莎翁之笔真是越咀嚼越感到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