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习俗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也是民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更是民众生活化文化形态的具体表现。它往往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礼仪、节庆、服饰、婚姻等方面。科举考试在中国社会延续上千年之久，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曾对中国社会习俗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养成了读书做官的风气。科举考试中举后，金榜题名，鹊噪报吉，朱紫裹身，顶戴荣冠，封荫赏爵。这些荣耀往往令人羡慕不已，于是人们不分贵贱、贫富、长幼，竞相奔向科场，拿一生作赌注以博取功名。陈独秀在自传中对这种“功名狂热”作了这样的描述：“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一生吃着不尽；……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蒋梦麟在自传中也说：“我幼稚的心灵里，幻想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气，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再中进士，终于有一天当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县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悬玉带，红缨帽上缀着大红顶子，胸前挂着长长的朝珠，显显赫赫地回到故乡。”

其次，促成了全社会向学的风气。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考试内容。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统计，《论语》有11705字，《孟子》有34685字，《易经》有24107字，《书经》有25700字，《诗经》有39234字，《礼记》有99010字，《左传》有196845字，共计431286字。费孝通指出儒家经典“不特其内容难于了解，便是文字本身也和通用的口语迥异。因为文字和口语的结构不同，所以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即使能言善道，也未必写得出好的文章。写好文章不能一蹴即就，需要刻苦练习。”为了掌握儒家经典以应付科举考试，士人们发愤苦读儒家经典，父督其子，兄勉其弟，妇催其夫。这使得全社会养成了浓浓的重学风气，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全民的识字率。海外学者伊夫林·罗斯基认为，19世纪后期中国男子中30%-45%都会读书写字，还认为当时中国男性识字率大体上与当时日本和17世纪中叶英国相当。罗兹曼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大致在30%到最低数的5%之间。这些估计或许偏高，但也反映中世纪中国农民的教育程度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得那么低，至少要比欧洲前资本主义状况的农民高得多。

再次，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科举考试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行为，而且还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婚姻嫁娶中，权贵之家非常重视科举功名，唐代开始风行榜下择婿之俗；民间百姓也不例外，“如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在日常饮食中，科举考试也留下烙印。譬如中秋之夜，厦门和台湾“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考取与否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定偶然性，因此人们便把功名的得失归结于冥冥之中鬼神。据《宋裨类钞》载，北宋时期两个书生在赴京应试途中夜宿一文昌庙，隐约听到神灵正为来年春天的状元撰写殿试卷。两人遂把神灵的答卷都记了下来，心想状元必得无疑。待到考试时，考卷题目果然和神灵所拟一模一样，但这两人却忽然记不得神灵所拟的答卷，只好交白卷出场。他俩后来看到状元的卷子竟和神灵的卷子一模一样，明白功名利禄是上天注定的。这导致民间迷信之风大盛，人们烧香拜佛、求神问卜，乞求神灵保佑其一举高中。洪迈在《夷坚志》中记，建宁府城南梨岳庙，求梦无不应验。浦城陈尧咨曾前往该庙求梦，梦见一独脚鬼边走边唱，是年陈尧咨赴秋闱果然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