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念大学时，读过一些王安石变法的资料，当时就很有感触。今天看到论坛有这方面的讨论，不禁手痒。只是出门在外，手头除一部《韩非子》，无任何资料。只凭记忆所及，略论一二，反正是扯谈。

我的看法是，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也算不上先进。他对当时已经非常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解十分糟糕，甚至还不如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和司马光来得高明。苏东坡和司马光已经知道富户与穷人相互依赖，富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商业和信贷也创造财富，以及市场竞争对于维持经济繁荣的重要等等。因而提出了不少为富民辩护的见解，主张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等等。

这当然不是说苏东坡和司马光有现代的市场经济眼光。但我觉得他们的保守立场，乃是基于两个非常深刻的见解：第一，他们相信经济体系的自然和谐，富人致富有其正当理由，官府没有必要与民争利；第二，他们相信官员介入经商和借贷，是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温床。他们不反对甚至鼓励小民求利致富，却强调士大夫必须谨守义利之分，“何必曰利”。思想上虽然极端保守，政治上却很有道理。

王安石倒是不信什么“君子不言利”的教条，很研究了一番理财致富的法门。他自己要去经商，也许可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大发利市，但也有可能会因其固执不灵活而大亏特亏，一败涂地。反正是反事实假设，怎么说都可以。然而，作为政治家和变法者，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天高地厚，企图把国家变成经商致富的工具，凭借官府权势，实行垄断，强行取代经济的自然运行。见到民间借贷利息高，就搞个青苗法，想垄断高利贷；见到商业贸易高利润，就搞个市易法，想用官办专卖取而代之。却不知官营商业，效率低下，“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其结果，反而是官与民俱穷。

我们不妨以青苗法为例，具体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会碰壁。

按筋斗云的说法，青苗法“规定地方官府可以在春天把粮食借给农民，秋天多还二成算作利息，如此则民国两利。”既便宜了青黄不接时需要借贷粮种的斤斗小民，又增加了财政收入，鱼和熊掌可得而兼，多美。

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民间借贷的利息为什么有的很高？传统的马列教条说，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高利贷就是垄断的结果。以现代经济学眼光看，此说不足为凭。因为同一个地区，有能力贷放粮种的商人和富户，肯定不止一家。既然有很多家，他们之间就有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说他们会合谋将利息维持在很高的水准，至少我没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其实，利息率高，有其经济理由。最常见的情形是，高利率反映了高风险。举个例子，假如我借了钱后，有３０％的可能完全还不起钱，那么，给我贷款的利息率必须高达４３％，才能保证不亏本。因为我还钱的概率只有７０％，如果我借１斗粮还１.４３斗的话，归还额的期望值恰是１.４３ｘ７０％＝１，刚好不赔不赚。

民间借贷，因为彼此熟悉，大家对各人的欠债风险也比较有底，于是会根据每个人欠债不还的风险不同，而定下不同的利息率。高风险的人利息率高，低风险的人利息率低。二十世纪六、七年代，有很多对于印度农村高利贷的研究，都发现所谓的高利贷，只不过是正常利润加上欠债风险而已，与所谓垄断无关。再如中国，明清两代记载的民间利息率多在二至三分左右，直到今天仍

是如此。1992-1993年我在浙江和东北做过调查,发现民间借贷除了亲友之间不计利息的，一般年息都在二分四到三分左右，与我从史书上得到的印象大致相符。分析原因，欠债风险是导致高利息的一大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假定有了青苗法，任何人都能够以二分利从官府借到粮种，会出现什么情况？假如完全自愿的话，那些能够以更低利率借到粮种的人，不会找官府；找官府借钱的，必定是那些在民间借贷中无法以二分利借到的人。而这些人的欠债风险，都高于二分利的基准。也就是说，二分利无法补偿借钱这些人的高风险。长此以往，贷放青苗钱，必定是赔本买卖。想照顾穷人，就得赔钱。指望“官民两利”，鱼和熊掌得而兼之，恐怕是做梦。

我知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六、七十年代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搞了不少农村低息贷款项目，没有一个不赔本的。以此观之，说王安石一定会成功，不仅可以帮助穷人，还可以赚得贷款利息充实国库，那就太缺乏经济学常识了。

总而言之，青苗法从基本设计上，就无法实现它的预定目标。但是王安石不了解这些，却要霸蛮推行开去，还给各级官员规定贷放任务，以发放青苗钱的效果作为考核指标，名义上是要帮助穷人，却又规定不能赔本甚至必须赚钱。于是逼得下级官员弄虚作假、强迫摊派，秋后又挨户催索，强迫还债，以致不少人家为还青苗钱弄得家破人亡。本想救民，结果反成害民，最后搞得天怒人

怨，一败涂地。

王安石对官员的品行和能力，作了脱离实际的过高估计。这不是看他具体怎么说，而是看他的改革措施，对官员的品行和能力提出了什么要求，官员品行和能力倘若低于期望，会对改革成功有何影响等等。历史经验表明，赋予官员垄断经济、与民争利的大权，没有不作威作福、营私舞弊、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象王安石本人那样一丝不苟的，又有几人？凡是把改革建立在过高估计人性的基础之上，都注定要失败。王安石的变法，摆脱不了这个铁律。

在这一点上，早期法家也比王安石来得高明。商鞅变法，鼓励的是农耕，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利用的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用信赏必罚来诱导。从思想到手段，都不曾象王安石那样脱离实际。集法家之大成者韩非，也不主张过多干预经济，以免为当官的增添权势。王安石变法，可能不是兴徭役，然而凭空起权势、富贵人，却与韩非所批判的，毫无二致。

王安石可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很不好的传统：脱离实际，轻视市场的自发规则，拯世救民的责任感以来，就心比天高，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敢管，为此不惜迷信强权，排斥异己，结果什么都管不好。徒然一场辛苦，只留下一付千孔百疮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