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在入唐以前已存在两个传统，一是上承“诗教”风刺一面的汉魏传统，二是以艳歌艳词为主的六朝传统。初唐乐府沿袭齐梁绮靡的路子，内容不出白氏所批评的“赞君美”或“悦君意”。“初唐四杰”的乐府虽体现闻一多先生所谓“由宫廷走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的倾向，但现实的针对性不强。盛唐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更多地歌颂盛唐的武功气象。中唐以后，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集中创作乐府，试图在埋念的层次上直接继承《诗经》的“风刺”传统，甚至否定汉乐府的价值，但选择以“乐府”而非其他诗体干预政治，还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汉乐府观风知俗观念的继承。不仅如此，中唐乐府诗人吸收了六朝的部分传统，展现出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

中唐大量出现表现地方风土或风俗的乐府，与中唐观风观念的转变关系密切。初唐、盛唐之观风俗以政治治理为中心；另一方面，更是要通过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但安史之乱后，中唐人不再视地方风俗为负面的无条件改造对象。高郢《礼部试策五道》指出“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说得更加清楚：“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欢乐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

同时，“采风”或“采诗”的理想被中唐诗人不断提出。但其“采诗”与汉人有异，所采并不是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得，与其说是“采诗”，不如说是“献诗”。自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乐府大家，白氏真正主张的是“采诗以补察时政”，新乐府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道州民》都已涉及唐世风俗的叙写。刘禹锡《淮阴行》“以裨乐府”其实就是一种采诗的思硌，他在《采菱行》《插田歌》中明确表示要赋之“以俟采诗者”。这就进一步把与六朝乐府有亲缘关系的中唐乐府赋予汉乐府的政治意义，并在题材上进行了扩充。

这种“采诗”的思路为中唐文人所共有：随着中唐文人纷纷到地方就职，送行者常期待被送者因为在地方施政得当而能让当地民众作歌谣以颂之，这预设的正是“采诗”的可能。此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在表达某州县长官的“政教得失”，背后还是体现“采诗”的观念。这一类型的创作未见于初、盛唐，却为中唐文人所发掘，这都说明汉代“观风”或“采风”的传统在中唐复兴。

各类文体中，乐府的起源本与“采诗”或“采风”的理想直接相关，当采风的传统被再次强调，“观风俗得失”不再依附于“察吏人善恶”或王朝礼乐的落实，而是更直接地与百姓生活的具体情况相关，这就让与“观风俗”最直接相关的乐府产生创作上的转变。中唐之所以出现大批书写风俗的乐府，背后正涉及唐人在观念上的转变。

（摘编自吕家慧《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初唐乐府华丽浮艳，以歌颂、美化君王的德政为主，其中虽也有涉及市井生活之作，但现实针对性不强。

B．中唐乐府否定汉乐府价值，直接继承先秦诗歌的“风刺”传统，但又对汉乐府观风知俗的传统有所保留。

C．盛唐一些边塞题材的乐府，多反映了盛唐的武功气象；而中唐则以乐府来干预政治，并表现出对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

D．乐府“采诗”的传统主要来源于汉乐府，但中唐的“采诗”与汉乐府有别，大多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来。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与初唐、盛唐的“观风”观念不同，中唐人承认不同地域风土风俗的差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

B．中唐一些士大夫乐于“献诗”，所写乐府大多通过描绘地方风俗来反映社会现实，以达到“补察时政”的政治目的。

C．中唐乐府大家白居易和刘禹锡在“采诗”的创作实践中，不仅赋予了中唐乐府的政治内涵，而且还扩展了乐府诗的题材领域。

D．“观风”传统在中唐的复兴，使得反映地方官员施政得失的乐府诗成为衡量官员政绩高低的标准，因而为文人所重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唐乐府是在六朝乐府传统与汉魏乐府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并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而逐步形成的产物。

B．中唐乐府继承六朝乐府反映民情风俗的传统，但更强调诗歌的政治性与实用性，文学性已非首要追求。

C．促使中唐乐府产生质变的直接原因是中唐人在“观风”观念上的转变，而安史之乱正是产生这一变化的重要节点。

D．中唐乐府中有大量的书写风俗的作品，这不仅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也与士大夫们不再从负面的角度看待地方风俗有关。

1．B（“赢接继承”有误）

2．D（强加因果）

3．B（诗歌政治性与实用性的强化，并不意味着不追求诗歌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