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上元二年九月的一天，当天才诗人王勃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的滕王阁宴集中“极娱游于暇日”的时候，却忽然间“兴尽悲来”……于是有了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宋元丰五年的一个月圆之夜，一代文豪苏轼驾一叶扁舟，游于赤壁之下，当他在飘然若举、遗世忘情的快意中禁不住“扣舷而歌”的时候，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却使他愀然动容、悲从中来……于是有了旷世杰作《前赤壁赋》。笔者以为，“悲情”正是解读两篇名作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对这两篇作品中的“悲情”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两篇杰作思想内涵的认识。

一、“悲情”的触发——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在“悲情”的触发上，两篇文章是相近的，概括而言，可以说都是“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滕王阁序》在盛赞洪州的地势雄伟、人才杰出和宴会的盛况之后，即展开了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那浓淡相间、有声有色的画面，那开阔而深邃的意境，连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传诵不衰的写景文字。壮美迷人的清秋美景，响遏白云的丝竹之声，更有四方才俊、济济一堂，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一应俱全，文人才俊们在此恣意畅游、挥毫逞才，尽享人生之乐。然而，无论是美景轻歌还是清酒良宴竟都没能够使我们年轻的诗人忘怀于悲情，这悲情来得是这样突然，似乎是在猝不及防之中：刚刚还是“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却突然发出“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浩叹。

《前赤壁赋》在开头交代了夜游的时间、地点、人物之后，作者捕捉住眼前最富有特征的清风、明月、江水等自然景物，挥洒自如地描绘了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秋月皎皎、江天一色，在这清幽静谧、广阔无垠的苍茫夜色中，任小舟随波飘然而逝。此刻，作者仿佛已完全忘却了仕途的坎坷、贬谪的遭际以及一切世间的烦扰，遗世独立、飘然欲仙，仿佛真的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了。加之以美酒助兴，欣悦之情愈加勃发，以至“扣舷而歌”。然而，那悲戚的箫声的传入使作者不能不受到感染，而终于使他由乐转悲。

乐与悲本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但这种由乐而悲、乐极生悲的情形却颇具普遍性：在歌舞良宴的欢娱中会产生悲情：“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抱朴子·内篇·畅玄》）；在山水游赏的欣悦中也可以产生悲情：“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庄子·知北游》），传世名作《兰亭集序》不也是王羲之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之际的悲慨之作吗？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人情乐极生悲，自属寻常”，“转乐成悲，古来惯道”（钱钟书《管锥编》）。

二、悲情的内涵

尽管有着时代背景、作者身世经历、思想观念诸方面的不同，但是，若深入挖掘两篇名作中造成作者悲情的内在缘由，我们会发现，两篇名作中悲情之内涵都是由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的：

其一，仕途坎坷、不遇于时的悲慨

先来看《滕王阁序》。王勃少年时便显露出卓异的才华，六岁便能诗善文，十五岁时上书右相刘翔道，指陈国事，还不满十六岁就做了沛王府修撰。然而这样一位少年天才却过早地遭遇了人生的挫折。当时皇宫里流行斗鸡的游戏，正担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出于捧场添乐的动机，为沛王作了一篇《檄英王鸡》助兴。这篇游戏性的文字却惹怒了高宗，认为这是有意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对于年仅十九岁的王勃来说，这次打击来得实在是太突然，简直就像上天在猝不及防中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出身于世代通儒之家、有着怀珠抱玉之才的天才诗人本有着高远的政治抱负，可在他还未来得及一展鸿图的时候，就不幸过早地折断了飞翔的羽翼。王勃被迫离开京城，在巴蜀漂泊几年之后，才再度出仕。可万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因私藏罪奴之事，王勃大祸临头，被处以死刑。恰巧赶上此年八月大赦，王勃才得以免刑。而父亲却因此事所牵连，被派往南方偏远的交趾任职。王勃正是在远赴交趾探望父亲的途中经过洪府写下的《滕王阁序》。了解了王勃这样的坎坷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四美兼具的欢娱的宴会中，诗人会发出个人身世的深沉慨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遭遇了这样的生死大劫、人生重创后，似乎再美好的山水、再盛大的宴集也难以让自己忘怀心中的创痛，所激起的只能是长安日远、客留他乡的漂泊之感，一种“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凄怆。更让诗人感慨的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自己的不遇又何尝不是“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夏日诸公见访诗序》）？——个人的不遇既不能归咎于时代的浑浊、君主的昏聩，那叵测而诡秘的命运又该让人如何把握？

在《前赤壁赋》中，诱发作者悲情的直接缘由似乎是“客”之箫声的吹奏。然而，由于作者采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是辞赋的常见写法，因而这里的“客”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曾有过的消极悲观思想的代言者。既然如此，那么作者情绪上的由乐转悲其实并非由于什么外在的诱因（客之箫声的吹奏），而是作者感情发展的一个自然流程，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一个真实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悲情究竟因何而生呢？

尽管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并未直接抒发自己贬谪的抑郁之情，但了解苏轼生平的读者们自然不难读出，这悲情首先是源于作者政治上的失意。你看，在“饮酒乐甚”之际，无意识中唱出的歌词竟也是“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自屈原以来，文人骚客在诗章中以男女喻君臣就已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传统，因而这里的“美人”显然可以看作是暗喻宋神宗。苏轼青年时代就有平治天下的远大抱负：“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他曾积极上书，力劝皇帝改革弊政、励精图治。然而，因与新党持不同政见，他的诸种建议都未能为神宗采纳，苏轼只好自请外放。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上的苏轼以作诗毁谤新法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自度必死，甚至写下了《狱中寄子由》这样近乎遗书的作品。由于一些元老重臣的积极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乌台诗案事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贬居偏远的黄州，苏轼在内心深处仍抱着得到帝王重用、一展政治抱负的期望。在这里，作者的悲情实与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表达的“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的思想感情并无二致。

在下文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释说，悲情之产生乃是因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论是像曹操那样的“一世之雄”，还是像你我这样渺小如“沧海一粟”的凡夫俗子，都必然会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永恒的只有天上的明月、面前的江水。然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正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正因为肉体必然会腐朽，人们才越发去执著地追求“不朽”的生命价值。儒家对“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正是这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现。作者在《前赤壁赋》中说到的是曹操，在同一时期作于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反复说到的则是少年英雄周郎。曹操与周瑜，一个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个是潇洒倜傥、谈笑破敌；一个是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个是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他们虽早已作古，但他们所成就的英雄伟业却彪炳史册；而自己如今已年过不惑，却素志难伸、无所作为。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有年华虚掷、壮志难酬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