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况让我想到了18世纪末，浪漫主义兴起了，狂飙运动兴起了，拉斐尔受到一帮特别讲究独创性、讲究艺术天才的人的反对。这种联想让我很兴奋，促使我去追问那些质疑此课至少觉得这一课上得不够“新”，不够“深”的老师，追问他们理想中的课堂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满怀期待地想从他们那里捕捉到一些对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独创性观点。可是，当我真正倾听了他们的想法之后，我内心却极其担忧，引发了我对下面两个问题的思考：

有的老师问：何其芳写的这篇《一夜的工作》并不“好”，需要这样文本细读吗？

关于文本无用论与教材颠覆

“文章只是个例子”被千万次地引用，由于老师们的“多元解读”，自然这个“例子”已不仅仅是叶圣陶先生笔下的“原型”了。既然是个例子，在部分老师的眼里自然可以推倒重来，安排一个另外的“例子”取而代之。以前王崧舟老师上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引子，引用了《你是这样的人》，有老师在评课时就提出过换个 “例子”的说法：“如果把那首诗做为正文，把课文作为一种辅读的材料来说明那首诗，效果恐怕还会更好一点。”于是在这样的怀疑主义与批判精神的引领下，教材被阉割、重组、甚至剔除。教材似乎可以随意颠覆、超越。

教材真的可以随意颠覆、超越吗？

来看看现代汉语词典上对“例子”的阐释：用来帮助说明或证明某种情况或说法的事物。这就牵涉到我们的课文在说明或证明什么。艾布拉姆斯将作品在“文本”、“作者”、“读者”、“世界”四个维度去观照，如果作品放在了教材中，那势必还有“编者”因素。当文本还没有被教师和学生解读的时候，作为一个软载体，就已不再是原初完全开放的文本。此时的文本已经在教材的编排体系、课程价值实现等的干扰下重新被编码，也就是说作为单独的一个文本你可以作多维度的解读、参悟，但是一旦成了教材体系下的文本，必然有了修辞学的标准，而修辞学的标准是“得体”的标准。在此种情态下，文本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同时还需要服从教材编排体系所赋予他的特点、规律和意义，否则教材就只是读本或文章集了。试以《一夜的工作》为例，就文本的所涉及的话题来说，可以换成《你是这样的人》，但是由于两种文本无论在体裁上、材料的选择上、语言的表述上还是情感表达的话语方式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区别。可能就单独的文本可以做替换，但是当文本背后由于被赋有编者意图而承载更多的隐性内涵的时候便不能随意更换，毕竟，语文教材的体系是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模式来构建的，是根据“学生语文能力生成和发展的心理规律来构建的”，是“语文教材的心理学化。”可能你的视阈关注的只是其中的某个点，而不是全盘，因此以自己的个人喜好而对教材进行更替，这本身就缺乏科学观。

以上所述，我都是想说明，那些持“何其芳写的这篇《一夜的工作》并不好，不需要文本细读”观点的人，忽视了《一夜的工作》的教材意义。用他们的观点来推理，现行新课标教材中的很多文章根本没有教与学的必要，因为很多文章是小学生的优秀习作，这些文章并不是什么经典文学作品，是“不好”的作品。

更为重要的是“何其芳写的这篇《一夜的工作》并不好”这完全是一次个人判断，并且这种明显带有个人偏好的判断只有在“文学欣赏”的领域才能成立，在文学欣赏的领域，你甚至可以讨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但是，在语文教学领域，让学生自己去接触去体会去判断文本，完成教材或显或隐的教学目标而不把个人的喜好过于强势的迁移到学生身上，是一种有责任心并且是科学的表现。

有的老师说：蒋老师是一个很有思想的老师，但这篇课文的教学，他只是引导学生体会周总理工作的劳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感觉不过瘾，没有深度。

关于解读的随意性与言语放逐

杰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认为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理论的爆炸”。由于语文教学滋生于文学解读这一土壤，因此也充满了各种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学理论及其他文学作品研究方法在教学中的介入，使我们逐渐走出封闭圈，不少老师也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设计出了很多富有挑战性的课堂教学，如蒋老师以前的《地震中的父与子》以及《母爱》的教学。

但是，如果理论成为一种时髦，或者成为界定一堂课的好与坏，便会与现实语文课堂教学的形成一次错位。一些老师在教学中行必某某理论，教必做“加法”，特别是一些展示课，老师们不遗余力地将对文本的理解一股脑儿地在课堂中“炫耀”出来。一位浙大人文学院的教授在听完一些“深度”课的时候说“这样上，我们怎么办？”这句略带揶揄的话，不禁让人想：真的需要这样讲求“深度”吗？

就拿《一夜的工作》为例，在教什么的问题上，有些老师认为文章语言没有可以深挖之处，应该朝着各种主义范畴之内进行解读，例如从利科等接受美学理论出发，“文学文本不只是表层句子所构成，还有体现在话语中的深层意义，而话语需通过解释者的‘整理’和理解，才能变成一首诗、一个故事等，在此意义上，整理也成为一种文学样式。”“文本的意义就不局限于作者的意图或意思，它是向读者的理解开放的，文本的语境只有就它是想象的而言才是现实的”，从这些角度切入，对文本做纯粹个人化的“整理”，“复而发明”，可以从“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这声呼告中作纵横捭阖的分析，分析周总理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运用大量周总理的生活实例结合“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这个细节，分析儒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从“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透视建国初期的政治举措与相关制度；甚至从我与周总理的接触折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精神状态等等。可能有些老师会觉得荒诞，但如果了解可以从“晏子使楚”解读“规矩”内核，可以从“珍珠鸟”阐释“笼子”的符号意义，那么上面的“整理”应该都在“情理之中”。

为了营造“充满思考”的课堂，于是上面的诸多处理《一夜的工作》的方式便会带上“思辩”的崇高，一些老师认为“若语文课堂没给学生提供足以让其燃烧的环境，没有刺激起他对精神世界的强烈好奇，学生就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没有表达欲望却为了配合老师的训练而进行的表达几乎是无效的。在这个背景下的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训练，对学生而言是痛苦的，对教师而言是做作的”，为了增加效度，便采用“在各种新奇的精神历险中，学生对语言有一种新奇感，他们才乐于高效以及富于想像地使用语言。”

教材真的可以这样去“整理”吗？

诸多思辩可能会拓宽学生的思考领域，但如果采用“在各种新奇的精神历险中，学生对语言有一种新奇感，他们才乐于高效以及富于想像地使用语言。”，在这里，我不能像李海林先生去旁征博引证明言语与语言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我只能粗浅的认为上面所提到的两方面本身也是二元的，有先天的无法调和的一面。在上面的随意的解读中，可以看到“新奇的精神历险”等属于“精神实践”层面，而它的归结又在“使用语言”这个点上，而这又是属于“工具实践”层面，利用思想性去驱动工具性，就像高谈劳动的崇高而为了促进锄头的锋利一样，不在一个领域（层面）上的两个事物连调和都是困难的，更何况是产生合力呢？试图通过精神历险达到语言训练，导致的结果是造成言语的放逐和语用能力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