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最先出场的是明太太，老舍先用了三段文字对其进行静态分析与描摹，将她置于一个“坐标”之中，立刻就使她的形象初步“立”了起来：“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

”个性既已确立，老舍马上将她置于事件当中；而在“葡萄事件”中，明太太最出色的表现就在她的语言上，寥寥几句，句句带着居高临下的蛮不讲理，市侩兼泼妇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而明太太的言谈举止以及“心眼”，同明先生密切相关。明先生属于老舍作品中最令人厌恶的“西崽”化的市侩形象系列，他们通常恶俗、恶毒、虚伪，而且自我感觉极好。对这类人物，老舍常常施以漫画式的描绘和辛辣的嘲讽。小说中的明先生，自视为圣人，很“高傲”，连头都“抬得很高”，因为“高傲”，甚至“不愿意高声的打太太”。在“葡萄事件”中他没有现身，然而推动明太太冲锋陷阵的“原动力”，其实却是他身体里的“黑点”。正是这个“黑点”，使得明太太格外强调杨家葡萄的“酸”，而把一个“像杨太太那样的女人”给“窝回去”。这里确乎有种“人类的普遍性”。

“葡萄事件”引发了“信件事件”，这使杨先生这个“最新式的中国人”的面貌逐渐清晰。写杨先生，主要是写他在“信件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心理变化。最初，杨先生写了一封文明交涉的信，“想像到明先生见了信，受了感动，亲自来道歉……”但明太太的拒收使“信件事件”的进展似乎无以为继，杨先生无奈地“甚至于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儿架”；好在紧接着又来了一封送错的信，推动故事有张有弛地继续着。正是这第二封信，使小说中杨先生的心理产生了数番的跌宕起伏，非常有意思：“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等老妈子把明太太再次拒收的信拿回来之后，他“倒为了难”，“想来想去”，才决定贴上二分邮票把信寄出。第二天下午听到明太太挨打，杨先生“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许那是封重要的信”，“这么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开信看看，又没那个勇气。不看，又怪憋闷得慌，他连晚饭也没吃好”。不安与思考的结果，终于“使他觉出自己的优越，明先生只是个会抓几个钱的混蛋”，并且再次想到把信扣下以报复“混蛋”。最后，杨先生“很得意的把两封信一齐发了。他想像着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气的信必定悔悟过来，而佩服杨先生的人格与手笔”。由杨先生的心理变化，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表面上“最新式”的中国人，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只不过加上了一点现代小市民的自以为是和一点“精神胜利”。

在杨先生那里，“信件事件”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在明先生那里，还要继续折腾。没拿到信之前，他“不放心”“难堪”，因此命令孩子们踩坏杨家的花草；拿到信后，虽然放了心，但激起的心理是“更讨厌那个穷酸”“冲这份讨厌也该把他的花草都踏平了”。

最后的“踏花事件”中杨先生“野蛮的血”终于战胜了他的“文明”和“礼貌”，当初想找明先生打一架的念头付诸了扔砖头的实际行动，并通过这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意想不到地换来了太平，“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

这样一个结尾，是上述人与事配合进展的结果，但仍然带着点出乎意料的夸张。尤其是明先生的思想转变，略显得有点生硬；不过，这一“野蛮的胜利”正是老舍所想表达的思考。从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两对夫妇是被两桩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们之间却是不能沟通的，不存在相互的了解。明先生和杨先生各自猜测着对方，感觉着自己的优越：明先生以杨先生为“穷酸”，杨先生则以明先生为“混蛋”。这些东西由老舍从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写来，让读者觉得分外可笑，同时也很可悲。为打破人们之间的这种隔膜，小说借杨先生的手，砸碎了所谓的“文明”。杨先生砸了明先生家的玻璃，“只觉得这么做痛快，舒服，光荣。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像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觉得年轻，热烈，自由，勇敢”。———文明/野蛮，成了小说中蕴涵的更深刻的主题。

对“老大中国”那个优雅然而日渐贫弱的“文明”，老舍一贯抱着一种反思的态度。在老舍看来，为这个文明注入血性和“野蛮”，就是为垂死的文明注入生命力。他的其他作品，如《二马》《四世同堂》等，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思考。我们再进一步扩展，其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的作家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沈从文的小说，在批判城市文明的同时，标举湘西社会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力量；曹禺的话剧，始终受着一种“蛮性的遗留”的吸引，尤其在《北京人》中，他赞美、呼唤原始“北京人”的野蛮。由此看来，《邻居们》不仅是一出世态小喜剧，它还关系到一个文化大问题。

老舍（1899年~1966年），京派代表，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笔名有“舍予”、“老舍”。曾经担任山东大学等名校教授。作品收在《老舍文集》里。一生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使世界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