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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悼挽曾国藩的对联说起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一向颇为重视丧葬。凭吊死者慰问生者,也当然是中国人社会交际的重要活动。

从悼挽曾国藩的对联说起

基督教社会的葬礼上,宗教仪式被最为看重,与之相比,中国人的葬礼上,最被看重的倒是俗世间亲友的拜祭是否隆重和真诚。其中,挽联则是中华民族吊死问生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古代士人家庭若“当大事”,子孙特别在乎亲友的挽联。有名望的人所送的挽联,往往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而那些名挽联,则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哪怕死者墓木成拱,世道变幻如云。

写挽联,需要写作者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能掌握对仗、声韵等汉字的基本知识。但这远远不够,写出好的挽联,需要才华,更需要对人情世故的了解。能够恭维死者恰当而不过分,表达情感真诚而不越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清季名臣曾国藩是挽联高手,他在生前特别爱给人做挽联。28岁时他中进士,点翰林,一直在京师做官直到42岁回家奔母丧,逢太平军起事开始书生将兵。做京官除公务外,有大量时间用来读书、交友、写作。曾国藩在京官生涯里写了无数的挽联,故京师湖南同乡有“代送灵柩江岷樵(江忠源字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曾字涤生)”。

因为,并没有那么多同僚、亲友相继死去,为曾大人提供足够的创作素材。于是曾大人一个人在家里替那些还活着的朋友写挽联练手。

某年新春,曾的好友、同乡(生于益阳祖籍徽州,长曾国藩10岁)、诗人汤鹏到曾府串门,径自进曾的书房,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曾国藩新作诗文,想要拿来看看,可曾国藩就是不给看。大为好奇的汤鹏一把抢将过来,一看,原来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几位曾氏好友,被曾国藩写下了挽联。

由此,汤鹏与曾国藩断交。可吊诡的是,就在道光二十六年,身体很壮实的汤鹏和人打赌,喝大黄而死,年仅44岁。曾国藩送挽联曰:“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他会不会后悔昔日生挽老友而成谶呢?

同治十一年三月,62岁的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下轮到诸位亲友写挽联吊唁这位挽联大家了。曾氏生前为一等侯、武英殿大学士,做过直隶、两江总督、北洋大臣,挽清廷于即倒,功勋卓著。死后被皇帝赐“文正”谥号,备极哀荣。其门生故吏和旧友同僚遍天下,为其敬献挽联的不知凡几。能留下来被后世记住的,依然是那些名人所写名联。

评价这些名人名联,标准之一应当是是否“颂扬得当,情感真挚”,另一个标准则是看是否切合挽者的身份以及挽者和死者的关系。

这些挽联的作者大致可分四类:一死者朋辈或职位资历相当的同僚;二是死者的门生或下属;三是死者的亲人;四是与死者有过交往的名士。

曾国藩的朋辈和同僚所送的挽联中,最有名的当属左宗棠所撰的这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此联被后世一代代人提起,确实是一副才、情俱佳的挽联。同治中兴名臣中,往往曾左并称。左宗棠一直可算作曾国藩的诤友,左对科名优于自己的曾氏之才干,很不服气,在朋友和幕僚面前乃至给皇帝的奏章中,时常攻击曾国藩“虚伪”。但这两位相互竞争的同乡,是清廷缺一不可的两大支柱。

曾国藩去世后,曾府担心那位心直口快倔强如牛的左大人依然嘴上不给文正公的面子。接到这副挽联后,曾府子弟感佩异常。在曾国藩故去后,一向不服输的左宗棠承认自己“谋国之忠,知人之明”不如曾氏。而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也恰当地评价了几十年两人不徇私情、不留情面、共同为国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另一副张之万所撰的挽联亦颇可称道:

“临履惕冰渊,百世同悲曾子箦;功勋逾淝洛,千秋不数谢公墩。”

张之万和曾国藩生于同一年(1811 嘉庆十六年),其于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比曾国藩晚九年,在科场上算晚辈。张之万是该科一甲第一名,即俗称的状元,科名盛于三甲的曾国藩。这一年曾国藩是会试总裁、殿试读卷大臣,但似乎曾从来不把张视之为门生,而是以平辈相待。仕途上张之万也很顺遂,他在剿灭捻军中立过功勋,尽管不如曾氏的不世奇功。他进士及第后在朝为官时,曾氏正带兵在南方征战,两人交往不算很密切。曾国藩去世时,张之万正从闽浙总督任上卸任,回南皮老家修养。他这幅挽联不涉及私交,完全是职位相当的同僚对曾国藩做“历史性评价”。

上联寥寥十二字,用了好几个典故。

《易经》之“坤卦” 初六 爻词曰:“ 履霜,坚冰至。”《诗经·小雅·小旻》诗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国藩在京师时拜大儒、同乡前辈唐鉴为师,一生在“礼”字上下工夫,行事谨慎而不逾礼。但仅止于此,这个典故用得还不算好。《论语》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到死前那一刻,都在乎父母所赐的身体是否受到损伤——此谓至孝之心。

《礼记·檀弓上》有“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参临死前,发现自己所躺的席子是季孙所赠送的大夫专用之箦,认为自己逾制了,因为他不是大夫。于是令儿子换上普通的席子,才安然辞世。曾国藩是宗圣曾参后裔,一生恪守名分,护卫礼教,张之万用此典来说明曾氏所为乃有家族渊源。

上联褒奖曾国藩的品德,下联则是肯定其功业。下联的典故不难懂,说的是曾国藩的功勋超过了指挥淝水之战击败苻坚保住东晋江山的谢安。谢安早期隐居,朝廷征召数次不出,而北方强敌虎视眈眈,世人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这和曾国藩在湖南乡下丁母忧,被朝廷三番五次催促才出山招募团练情形相似。“谢公墩”在南京钟山半山腰,谢安和王羲之曾同登此处。宋代的王安石有诗《谢公墩》凭吊。

张之万此联,不愧是状元手笔!

不过曾国藩朋辈所送的挽联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布衣之交欧阳兆熊所撰的:

“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此联是何等的大气磅薄,表达出了一位朋友的真情实感,无半点官场套话。

欧阳兆熊字小岑,湖南湘潭人。他是曾国藩岳丈欧阳沧溟先生的同族,和曾的两位小舅子从小过往甚密,因此在年轻时便结识了曾国藩。其于1837年乡试中举,而会试一再落第,便绝了仕进之心,一心钻研医术,浪游江湖,以儒医加狂生而闻名。

他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道光二十年(1840),刚刚庶吉士散馆的曾国藩身患重病,经正巧在京城的欧阳兆熊医治而康复。此后曾国藩官爵日高,名气日大,但他一直对欧阳兆熊尊敬有加,欧阳兆熊也一直不因曾国藩地位的变化而对其逢迎,仍然像年轻结交时那般对待曾国藩。

此联上联用陶潜诗“刑天舞干戈,猛志故常在”之典,追述年轻时两位书生鸿雁传书,畅谈志向、相互砥砺之往事。欣喜老友经过了无数的坎坷与煎熬,终于成就了千古伟人。下联则是对曾国藩的评价,在欧阳看来,老朋友身为宰辅(大学士),又立下汗马功劳,其实不足道,相对曾氏年轻时坚持写日记,每日三省己身不断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言,只是秕糠而已。“问牛相业”典出汉宣帝时丞相丙吉问牛的故事。

邴吉一次外出,碰到路上有人斗殴,死伤横道,他不闻不问,再往前走遇到有牛喘气而吐舌,他立刻停下来让人去问这牛已走了多久。身边的人很不理解,他解释说,百姓斗殴的事自有长安令、京兆尹来管。而时节才是暮春,牛却吐舌,如此可能这一年气候不正常,会直接影响收成,这是关系天下的大事。

“获麟绝笔”则是指孔子修《春秋》,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得知叔孙氏的仆人捕获一头麒麟,夫子伤心瑞兽被庸人所获,此乃天下将乱之兆头。于是记下“西狩获麟”后,便永久停笔了,两年后孔子辞世。

显然,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文章看做是《春秋》那样的经典,那么其道德品行也就近乎孔子那样的圣人了,这种将为万世垂范的地位,当然比生前的功业、官位伟大得多。

欧阳兆熊,在官场之外,以平等眼光看待曾国藩,所做的评价最为准确。

另外曾国藩还有一位老友何绍基,所写的挽联近乎欧阳兆熊之联,只是无欧阳的豪迈:

“武乡淡静,汾阳朴忠,洎于公,元辅奇勋,旗常特炳二千载;

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怜忆我,词坛剀谊,风雨深潭四十年。”

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年长曾国藩12岁(1799年生),道光十六年恩科进士,登第早曾国藩两年。父亲何凌汉在清廷做过左副都御使、署理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在曾氏兄弟显达以前,何家算是三湘数一数二的名宦之家。曾国藩中进士后,自然会去拜见何绍基这位同乡前辈。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何绍基一直像大哥那样对待曾国藩,他长于经学,诗文俱佳,书法更是精绝。曾国藩在做京官的十四年里,交往最多的朋友当属何绍基,在他的日记里,频繁地记载和何绍基聚餐、郊游,去何家拜访,两人谈诗论文。早年时曾国藩就断言何绍基的字必将“千古流传无疑”。和能带兵打仗的曾国藩相比,何绍基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官只做到四川学政。曾氏先他而逝,他这位老友心中的沉痛可想而知。

此联上联说历史评价,下联道私人情谊,顺序和欧阳的挽联正好相反。上联他将曾国藩比作汉代诸葛亮(武乡侯)、唐代郭子仪,认为其所建立的功勋两千年来难以有人逾越。下联则追忆当年两人在一起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畅谈苏东坡、黄庭坚那样的诗文交往。一句“风雨深潭四十年”,两人的情谊、对曾氏的悲悼,尽在其中。毕竟是翰林出身,较之欧阳兆熊更为老成含蓄。

曾国藩另一位同乡兼好友郭嵩焘的挽联,则在悲伤之余,不无牢骚与幽怨: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以负公多。”

郭嵩焘1818年出生,小曾国藩7岁。曾氏第一次会试落第后,回乡经过省城长沙,结识了正在岳麓书院读书的郭嵩焘、刘蓉,三人遂成莫逆。郭嵩焘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晚曾氏9年),是科高中的还有张之万和李鸿章,曾是这一课会试的总裁。

因此,郭与曾国藩,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曾、郭两人后来还结成儿女亲家,所以他说“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

曾国藩颇具识人之术,他尽管和郭嵩焘私谊很深,但他认为郭嵩焘文采出众,见识也不凡,但做不了能吏,难以独当一面。因此在其围剿太平军关键时期,任两江总督、节制东南兵马,清朝对其保举官员一律照准,他就是不保举郭嵩焘独立开府任官,郭的同年李鸿章也在为郭嵩焘鸣不平,认为郭好歹是个翰林,连秀才出身的刘蓉和举人出身的左宗棠都到了一省巡抚的高位。曾国藩告诉李鸿章,科举成就和能否做官和做事不能等同,郭嵩焘只能依人成事,让他出去当主官,那是害了他。

果然,郭嵩焘后来在署理广东巡抚时,和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关系闹得很僵,直到被解职闲居。光绪二年,郭嵩焘作为第一任驻外公使出使英国,对英国的制度和国家文明程度赞誉过高,又与副公使刘锡鸿不能相处。导致谤名满天下。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老友曾国藩已不能目睹这一切了。郭嵩焘的眼光超越同时代的人,但做事优柔寡断,不如曾国藩那样懂做官和做事的诀窍,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下联郭嵩焘夸耀自己对曾国藩的贡献。曾国藩在湘乡丁母忧时,对朝廷要求他出山练兵剿匪一直婉拒,此人做事谨慎,不敢轻易冒险。郭嵩焘一次次对他晓以利害、分析利弊,促使他墨垤从戎。在与太平天国交战初期,湘军败多胜少,又是郭嵩焘建议曾国藩操练水师,控制长江,从而赢得对“发逆”作战的主导权。

可是,“艰难未以负公多”,字面的意思是老先生当年那样艰难戡乱,我没能过多地分担,我对不起先生您。其本意则不无对死者的怨气:你立下如此功勋,两次重要的选择我起了关键作用,可是你却不让我出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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