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许久以前，提笔这一句，怎么像是幼时读英文童话常见的Long Long ago ?How long?半个世纪以前吧，当我还是个真正的小读者在读《寄小读者》的时候。其实这本书还是在我咿哑学语的时候，冰心就写了，我可还以为就是当时给我写的，就想写封回信给作者，不，不是作者，是给大姐，又不好意思写;后来，半个世纪以来，我还常想一写，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越来越不好意思了。近来，又常常想写，更惦记她了，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藻去了，永远地归去了，古云西归了。

我说藻，看来是非常熟悉乃至亲密的了，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还是在不久前，文革后，也有好几年了，我第一次到大姐家，也是至今惟一的一次，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吴先生，没再说什么，没有暴露自己在端详他，端详着我心里的他，那是在他和大姐尚未结婚的时候，大姐“南归”省亲，在母亲逝去的日子里，他伴随着她。我像是所有的小弟弟揣摸大姐姐的爱情一样，难深然亦够深的。我有好几十年没重读《南归》了，但那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一起共生活着，说不清为什么，里面写的不外是冰心常写的大海和母爱，我似乎也沉浸在那大海似的母爱中了。于是我心里就有了这样一位“藻”，而不是“吴文藻先生”。

我和大姐的真正见面是历历可数的，历历者言其少，又言其真切;可数亦言甚少，又言其可。我记得，第一次我恍然见到冰心，是在她的也是我的母校，那美国人司徒雷登先生创办的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我在善本室调阅了谢婉莹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元曲的。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论文都是珍藏在善本室里。说实话这本论文看样子可够不上什么善本，还是用钢笔写在一种横格练习本上的。其内容也的确属于一种练习吧。但此文此本此情此景，我历历在目，对我是如此可亲可怀，我想到的是，当年，我这位没见过面的前辈同窗，也就坐在这未名湖畔的窗前……

说了半天，我那时还是没见到她本人。我第一次见到本人，见也匆匆，是在解放后，三年灾害中。小妹宗英带我去昔为欧美同学会的今日政协餐厅去吃较便宜的高价饭。宗英突然高呼 ：“大姐!”和她热烈握手，随即介绍，“您认识吧，宗江。”其实不认识，我也含混不清，似叫未叫地叫了声大姐。我只是感到此老精神抖擞，和宗英一样的抖擞，也许是和宗英一样的撑着抖擞 。一个人能撑着，便抖擞。

我确切地见到她，是文革后的一次专程家访，就在这次也见到藻──吴文藻先生。我是请老学长侯仁之带我去的，因为他们之间时有往来。我称呼了一声“冰心大姐 !”地理史学家侯仁之马上纠正我：“怎么叫大姐?要叫谢先生!”侯老自己总是尊而又敬地称谢先生的。我心想，革命队伍里都是这样称呼的，连小妹宗英都这样叫，侯老过分泥古，我也就继续坚称大姐。我所以来见大姐，是因为呈递一本美国人写的电影剧本，歌颂我们的母校燕京大学，也就歌颂了前校务长、前驻华大使，在毛主席的书里“别了”的那位司徒雷登。当时有权威认为此剧可怕，可中美合拍，我认为不可，又难以说服，便想请出另一位更大的权威来压服 。大姐果然说：“你怎么揽这么个买卖?”我说：“不是我揽的。”她说：“谁揽的叫谁退去!By the way……”我大悦，如得法旨。老太太闽人闽相，毫无闽音，好一口京片子，却喜欢“by”这么一下子 。她还说起曾和司徒雷登散步路过还未放水的未名湖底，司徒告诉她，明天就要放水了。真是沧桑呵!冰心是怎样的一位历史地理的见证人哪!怪不得仁之要称谢先生。我不知怎么说到：“人家说咱们崇洋媚外──”她嗖地抢过话来：“我们才不崇洋媚 外!”我又大悦，的确如此，因为我们这些喝过、引进过一些洋水的人，对洋与外这方面还不是那么全然无知的。By the way，此后我们还见过几次，两次，一次是在上海，她方从海外归来，我同小邓(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子)去看她，她精神抖擞。一次在北京医院，她就住在赵丹临终病室旁边那间，宗英邀我一起看她，端了一块日本朋友刚送给赵丹的蛋糕去转送，因为赵丹已经不能吃了，虽然还在胡说八道。大姐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们，也说了许多;她躺在床上，不能动 ，依然精神抖擞，越发抖擞。还是那话，能撑着便抖擞。

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一封。我有一次外出还是在上海，在新华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新出的厚厚的冰心散文集，包括了《寄小读者》，一问已售罄，失望之余便大存希望地给她写了封短简，要她送一本给我家三代读者──我和老伴、女儿们、还有孙子。她果然寄来一本，还署了给亲爱的三代读者之类。这本书现在找不到了 ，我就赖完女儿又赖孙子，一般是一赖就准的，他们总是从我书架上乱拿书，这回也许又是我的小女儿连同唐诗宋词等一起带到美国去了。她在美国念的是“右派学”(我常这样戏称社会学 )，但深有孽根地总幻想着文学写作。我想到她的年龄，处境和当年冰心在美国时差不多，曾对她说过：也是该写你的《寄小读者》的时刻了。

以上都是些身边琐事，却有一件切身大事不可不提，我生平第一次批判的人就是冰心，不是被迫地，而是高度自觉自愿地。那是在我第一个自传里，在解放初期镇反运动时写下的，想到纠缠了我半生的决不是蒋介石，更不是司徒雷登等等，而是那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人道主义 ，我必须和它彻底决裂，其根源当在于少时读过的那些书，我首先点的就是冰心，依自己读书的时序再就是巴金的再就是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等显赫人物等，奥尼尔之流数都数不上 。我认真地批了自己，也批了他们，怎么批来批去总批不清呢?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还要我继续联系蒋介石，司徒雷登，乃至孔老二、刘少奇，但实在联不上，我只得继续批冰心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所松动，我就常去看一位把我拽入“黑线”深渊的恩师曹禺。我们认识较早，但平日很少去看他，因为自己的《雷雨》、《日出》总未能炮制出笼，如今都是退出历史又退出舞台的“一丘之貉”，也就平起平坐了。当时我的小女儿偷读了曹禺的全部剧作 ，我带她去看曹禺，让她戴上红袖章，就说是来批判的。女儿张嘴就问：“周冲是个什么样人哪?”曹禺顺口就答：“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曹禺把一大摞灰色封面内部出版的苏联有关人道主义讨论的书籍，一股脑都塞给了我，说“我研究不了这个，你拿去吧 !”后来，我又对苏叔阳说：“我研究不了，你拿去吧。”他大概是研究了，所以批人道主义还批得振振有词。在那样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曹禺也对我交心地说过：“说我是‘反共老手’?我自小就不反共 !”我立时倾心地附和：“我也自小就不!”这不能不引起自己的深思求索。在曹禺《雷雨》、《日出》初版的序言里，他就隐喻地叙述了他是如何痛苦地读过“洪水猛兽” 似的书籍;而我自己呢，幼时在近邻的一个“荒岛书店”里，购置过鲁迅、艾思奇的书，以至唯物论等等，说实话，我并未通读，更未读懂。想而又想，我得到了一个真实而又奇怪，甚至有点怕人的结论：“我自小不反共，因为读了冰心、巴金……”怪矣哉 !那不是一些“洪水猛兽”的书籍，甚至有着过多的“温柔敦厚”，也属于“人道主义”吧，但这些书籍使我向往光明，追求理想，求索爱的泉源，憎恶恨的来由。我听到过不止一个老同志告诉我，他们是读了巴金的《家》才走向革命的。当然，《家》决不是一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巴金自己也没那么贴过金，遑论《寄小读者》的作者。文革后在今生又重逢的日子里，见到了多次共过运动的公刘，我把这层意思跟他说了，他肃然地说：“《寄小读者》的读者是不会反共的。”这又是一位所谓的“反共老手”。在当年的肃反运动中我居然受命看管这位诗人。他那时当然不想作诗了，把腰带勒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未得结果，我这个“狱卒”当然也挨了点克。公刘把一个想学写剧的弟子介绍到我门下，我告诉他我早就批斗过公刘，弟子问： “批得怎么样?”公刘莞尔：“宗江是个没办法的人道主义者。”好个“没办法!”在那些运而动之的日子里，我是多么渴望着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哪怕是“虚伪的”，“超阶级的”……当然，我更其向往的是一种更其完美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

我不讳言，我坚信，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起码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追求者。我相信冰心也是，巴金也是，曹禺也是。我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想到自己的书架上曾经有过《繁星》《 春水》乃至《先知》……他们曾促使我向往、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能相爱的理想的社会，祝福你，亲爱的冰心大姐!您是一位爱的使者。我祝愿你长久地精神抖擞 !我们迟早都要和藻会合在一起，我们迟早都要有“南归”、“西归”的日子，但我相信在你继续抖擞的日子里，你还会不断地散播着爱的种子，撒向人间都是爱，那种阶级的爱，乃至超阶级的爱。我不会称你伟大，就像对我的亲姐姐们一样，你们在我心底却都是了不起的。我还是不好意思给你写信，这是不是就算写了呢 ?写给你，也写给还对我们感兴趣的我的、更是你的小读者和老读者们。

(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