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高中语文课本中《ｘｉáｏ＠①之战》一文是选自《左传》记载的秦晋两国之间的一则战争故事。读后觉得其中的几处注释有些费解，似有提出辨析的必要。

一、“腆”字词义及相关标点

“腆”字是出现在郑国商人弦高偶然遇到将要侵袭自己国家的秦国军队时说的一段话中。1996年版的课本把“不腆”注为“不体面”；编者对这段话，是这样标点的：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腆”字词义，所见到的训解中几乎都是“厚”和“丰厚”义，没有训解为“体面”的。《方言》、《左传》杜注、《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新旧版《辞海》和《辞源》以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字典、辞书，或解为“厚”，或释为“丰厚”，均无“体面”一解。只有《说文》说解为“多”，实际也就是丰厚义。因此，好象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地去训“不腆”为“不体面”。况且，上述著作中有些就是以“不腆敝邑”为例证。

那么，高中课本为什么要注“不腆”为“不体面”呢？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为了把“不腆”与“敝邑”断开，“不腆”归入上句，从而造成可以把“腆”字“丰厚”义进一步引申为“体面”义的语言环境。但是，岂不想，尽管也能把上下文讲通，而事实上却违背了当时的语言习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注“不腆敝邑”时曾举出一系列例证：“不腆云云，当时客套用语，文十二年传‘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二年传‘不腆敝赋，诘朝请见’、‘不腆敝赋，以犒从者’、襄十四年传‘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汝）剖分而食之’等等皆可证。不但田赋及他物可谦言不腆，人亦可谦言不腆，昭三年‘不腆先君之适以备内宫’是也。”杨伯峻所举《左传》诸例中，没有一例是把“不腆”与下文断开而独立使用的，这恐怕就是当时语言习惯。高中语文课本1996年版为把“不腆”注为“不体面”而把“不腆”与“敝邑”断开，显然是欠稳妥的。

二、关于“淹”和“淹久”的词义

“淹”也是用在郑国商人弦高遇到秦国军队时所说的一段话里：为从者之淹，……

“淹久”则是出现在皇武子受郑穆公派遣，去客馆给成戍守在郑国的杞子等秦将们下逐客令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吾子淹久于敝邑，……

高中课本对“淹”和“淹久”分别都做了注释。对“淹”的注释又分两种：一是1990年以前的版本注为“久居”；二是1990年以后的版本译为“停留”。“淹久”的注释未见有什么变更，一直是“久居”。对“淹”和“淹久”的词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训解“为从者之淹”的“淹”时指出：“淹，久也。成二年传‘无令舆淹于君地’，久于君地也。故淹久亦可以同义词连用，宣十二年传‘二三子无淹久’是也。”杨伯峻把“淹”和“淹久”都训为动词性“久”，即“久居”之义。高中课本1990年以前所注的“久居”，可能就是以此为依据。然而，1990年以后又为什么改注为“停留”呢？不难看出，编者可能有新的考虑：其一，以为杨伯峻注的“久”容易被理解为形容词，况且，杨所引用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二三子无淹久”之“淹”，杜预本来就注为“留”，动词性更明确，于是就改注为“停留”；其二，从情理上看，可能以为注为“停留”才能显示出弦高的机智，否则，从弦高口中说出秦军要在郑国“久居”就等于揭穿了他们侵袭郑国的阴谋，这又何谈机智呢？

前一种考虑恐怕有些多余。从“淹”的词义引申情况看，除个别用例外，大都一直保留着动词义。按《说文》，其本义为水名。由水名引申为“浸渍”或“淹没”义，《玉篇》：“淹，渍也。”《楚辞·刘向〈九叹·怨思〉》“淹芳芷于腐井兮”之“淹”，王逸注：“渍也。”《礼记·儒行》“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乐好，见利不亏其义……”之“淹”，郑玄注为“浸渍之”，孔颖达疏为“言乐好之事，易以溺人。”其“溺”，即淹没义，这里用的是比喻引申出的沉溺义。“淹没”又可引申出“滞留”义，《左传·宣公十二年》“二三子无淹久”之“淹”，杜预注为“留也”。“滞留”本来就是长久停留的意思，因此，又可引申出表示时间的久长义，《尔雅·释诂下》：“淹，久也。”《公羊传·宣公十二年》“王师淹病也”之“淹”，何休注为“久也”。通过简单疏理，不难理解，除最后《公羊传》一例属形容词外，其余引申义皆为动词。虽然杨伯峻训解“无令舆师淹于君地”之“淹”为“久”，但从其译文为“久于君地”看，仍是动词义。显而易见，与“为从者之淹”的“淹”一样，都可以训为动词义的“久居”或“久留”。所以说，1990年以后的高中课本改注“久居”为“停留”似可不必。

第二种考虑，看似有理，但仔细体味原文，觉得却有失于对这段文字上下文逻辑情理的准确理解。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先把1990年前后两个版本注释中的译文和1995年出版的教学参考书中的译文作一比较：

因您的部下要久居……（1990年以前版）

因您的部下要来停留……（1990年以后版）

因您的部下要在外久居……（1995年出版的教学参考书）

前两种译文把“淹”一个译为“久居”，一个译为“停留”，对所涉及的处所虽未明说，但无疑都指郑国，因为这是郑国商人弦高所说的话。第三种把“淹”虽也译为“久居”，但所涉及的处所明确是“外”，即在郑国以外的地方。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显然是对上下文和情理上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按第一种译文理解，就是等于说弦高赤裸裸地在秦军面前戳穿了他们入侵郑国的阴谋，这当然是迂直之举，又何谈其机智！恐怕是出于这种考虑，1990年版就把“久居”改译为“停留”——用以表示在郑国停留时间很短，但是仍然未能改变所涉及的处所——郑国。这就不能不引人进一步深思：难道弦高说秦军要在郑国“停留”就能显示其机智吗？按第三种译文去理解，“淹”就是“久居”的意思，久居的处所不是郑国而是“外”，即秦军行军所经之地。这样使人觉得文意更顺畅，情理更贴切。首先从情理上看，秦军要侵袭郑国是发生在僖公三十二年冬，到遇见郑国弦高时已是僖公三十三年春，时间不可谓不长。况且，从秦到郑，中间要经过晋国，路程不可谓不远。弦高说他们“久居在外”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也谈不到有什么机智不机智的问题。再从上下文逻辑关系上看，弦高遇见秦军，当即以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相赠，紧接着就假托郑国国君的旨意说：我们国君听说您将行军“出于敝邑”，作为东道主，理应犒劳您的部下。这第一句话就异乎寻常地显示出他的机敏：明确知道秦军要入侵自己的国家却不明说，而说是“出于敝邑”。所谓“出于敝邑”，意思就是说“从我们国家出去”，也就是“从我们国家路过”的意思。显而易见，他是以彬彬的外交礼节和辞令来麻痹秦军。为了进一步稳住秦军，以便“遽告于郑”使自己国家早作准备，又说了第二句话：“为从者之淹”，你们在这里居住一天或一夜，我们就提供一天或一夜的吃住和保卫工作。这句话显然是个因果句，因句是“为从者之淹”。果句是“居则具一日之积，……”因句就是第三种译文的意思：“因为您的部下长久行军在外”。如果把这里的“淹”再译为“停留”，来表示停留时间短暂之意，就与上句“出于敝邑”造成语意上的重复，况且也缺乏外交礼仪情味。

通过词义引申和上下文逻辑情理的辨析，“淹”与“淹久”同义，即皆可训为“久居”，当无可怀疑。

三、关于“闲”的词义

本课文用“闲”字只有一处：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这句话中的“闲”究竟是什么含意，注释说法不一，亦应辨别清楚。否则，将影响对全句内涵的理解。高中语文课本的注释是：

以闲敝邑：使我国得以休息。闲，空闲、休息，使动用法。

高中语文第五册教学参考书的翻译是：好让我们得到安宁……

其他选本也还有别样注解，这里姑且不论。仅就这两个注译看，一个为“休息”，一个是“安宁”，似乎也都是以具体语言环境为依据的训释，但总觉在情理上有欠安之处。前者只表现出不愿为之忙碌，急切希望得以休息的厌烦情绪，没能点出戍郑秦军将领杞子等要为入侵秦军作内应的意思；后者又只强调出秦军戍郑将领们作内应给郑国安全以很大威胁，显得粗率鲁莽，有失必要的外交礼节。从事件情理上分析，皇武子对戍守在自己国家并伺机作入侵秦军内应的几位秦国将领，前往“辞焉”，采取的态度似应既不失外交礼节又要点破其作内应的行为。首先，这是秦强郑弱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僖公三十年，秦、晋两国联合围郑，郑闭城自守，无力抵御，只好选派大夫烛之武以三寸不烂之舌分别说退了秦、晋之师。这就决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守在本国的强秦将领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不是强硬鲁莽地去驱逐或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其次，郑穆公派人去客馆向戍守在本国并随时准备作秦军内应的秦将们“致辞”——下逐客令，是在听到弦高关于秦军偷袭的禀报之后，一定会选一位擅于外交辞令的人。皇武子必然是具备上述条件的人选。据此，皇武子“辞焉”中的“闲”字的训释就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就在于应表现出既含蓄又明确，既彬彬有礼又不卑不亢。这个“闲”字，杜预的注解应是恰如其分的，即：“自取麋鹿以为资粮，令敝邑得闲暇。”这样训解，可以说既亲切有礼又含蓄地点出不欢迎他们继续留在郑国做内应的意思，是一种不卑不亢、不伤和气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