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人。１９０７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１９１３年赴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１９１６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笔。１９１８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１９２０年３月，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嗣后，对党的建设，工人、学生运动，统一战线，均有重大贡献。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学者和诗人。他的诗文被鲁迅誉为“革命史上的丰碑”。著作有《守常文集》（１９３９年出版）、《李大钊选集》（１９５９年出版）、《李大钊诗选注》（１９７９年出版）。

【一篇振奋民族精神的雄文】

“有至情之人，才有至情之文。”有李大钊这样的“至情之人”，才作得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至情之文”。李大钊的小品散文，浑厚古朴，刚健扎实，正是他“诚实、谦和”，“有些儒雅”，“有些朴质，有些凡俗”（鲁迅《〈守常全集〉题记》）的精神气质的表现。他的小品散文有一种惊世骇俗，气冲霄汉，坎镗的神韵，正是他进行推翻旧世界的不懈努力的洪迈精神的反映。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就是一篇具有强烈鼓动性和充满乐观精神的雄文。

这篇小品文写作的年代，正当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加紧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破坏。社会黑暗到了极点。封建复古势力从一蹶不振中昂起头来，对新文化运动发动猖狂的反扑。帝国主义加紧了文化侵略。中华民族真如“大病初愈的病人”，千疮百孔，步履维艰。在这种“艰难的国运”面前，是临阵脱逃，垂头丧气，悲观失望，彷徨苦闷，还是正视现实，挺起胸膛，振奋起民族精神？这是摆在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有爱国心的正直的人们面前的严峻问题，必须作出抉择，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民族精神不健全的人，怯懦的人，脆弱的人和奴颜婢膝的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或化敌为友，为虎作伥，或畏惧斗争，遁迹而去。大多数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们，则在黑暗中徘徊，苦于看不到光明，精神不振。

针对这种现实和精神状态，李大钊大声疾呼，振奋起雄健的民族精神，在严重的历史关头，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树立起冲破险阻的必胜信心。这在当时浊流滚滚的思想文化界，无疑如一道闪电，一声惊雷，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极大的振奋。

文章开篇就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气势磅礴、态度鲜明地提出了论点。为了反复说明“拿出雄健的精神”，冲破险阻这个论点，文章引譬连类，用长江大河的流动，说明历史发展有坦平，有曲折，形象而又极富说服力。用旅途生活经验来说明冲破崎岖险路会产生“奇趣横生”的享受，生动贴切而又极富感染力。这就给文章造成了一种壮志凌云的气势。

文章顺势而下，说明中华民族发展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所逢的“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但完全不必悲观。适逢其会，是弄潮儿大显身手的千载不遇的好时机。具有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斗争的雄健精神的革命者，就会满怀豪情，在奇绝壮绝的斗争中获得“壮美的趣味”。这是何等阔大的胸襟怀抱。作者说：“……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是的，目光短浅，趣味低级，畏惧斗争的人们，在“奇绝壮绝”的崎岖险阻面前，只会垂头丧气，移不动脚步。惟有像有雄健的精神的李大钊这样的革命者，才会有这样鞭时代罡风的英雄气概，才会有这样惊风雨、泣鬼神的博大磊落的革命胸襟，也才有可能体会出其中“壮美的趣味”。这一句，字字千钧，既是对奋勇前进的革命者深情的颂赞和鼓励，也是对畏难者、怯弱者、歧路徘徊者的儆戒和鞭策。

发扬雄健的精神，是时代的需要。这雄健的精神应该像长江、黄河的浩浩荡荡，应该有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阻遏不住，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是的，李大钊这一预言早已成了现实。然而，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长征途中，也同样会“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遇见“崎岖险路”，出现“奇绝壮绝的境界”，这些虽然与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条件已完全两样，但是仍然需要我们拿出雄健的精神。那么，我们就以伟大的革命家李大钊的号召相号召吧，让我们“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艰苦奋斗中，体味振兴中华这“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选自《中国现代散文名作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