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影独自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不买票。

为什么一定要买票呢?就是没有她，车也要一站站开，也不能因此没有司机和售票员，也不会少烧汽油。

当然她很有眼色，遇上认真负责的售票员，她早早就买票。只有对那些吊儿郎当的，她才小小地惩罚他们，也为自己节约一点儿钱。

陶影是一家工厂食堂的炊事员，在白案上，专做烤烙活，烘制螺旋形沾满芝麻的小火烧。

她领着儿子小也上汽车，先把儿子抱上去，自己断后。车门夹住了她背上的衣服，好像撑起一顶帐篷。她伶俐地扭摆了两下，才脱出身来。

“妈妈，买票。”小也说。小孩比大人更注意形式，不把车票拿到手，仿佛就不算坐车。

油漆皲裂的车门上，有一道白线，像一只苍白的手指，标定—·一○米。

小也挤过去。他的头发像干草一样蓬松，暗无光泽。陶影处处俭省，但对孩子的营养绝不吝惜。可惜养料走到头皮便不再前进，小也很聪明，头发却乱蓬蓬。

陶影把小也的头发往下捺，仿佛拨去浮土触到坚实的地表。她摸到儿子柔嫩的头皮，像是塑料制成，有轻微的弹性。那地方原有一处缝隙。听说人都是两半对起来的。对得不稳，就成了豁豁嘴。就算对得准，要长到严丝合缝，也需要很多年。这是一道生命之门，它半开半合，外面的世界像水，从这里流进去。每当抚到这道若隐若现的门缝，陶影就感觉到巨大的责任。是她把这个秀气的小男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很普通，对谁都不重要，可有可无，唯独对这个男孩，她要成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母亲。

在小也的圆脑袋和买票的标准线之间，横着陶影纤长而美丽的手指。由于整天和油面打交道，指甲很有光泽，像贝壳一样闪亮。

“小也，你不够的。还差一厘米。”她温柔地说。她的出身并不高贵，也没读过许多书。她喜欢温文尔雅，竭力要给儿子留下这种印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感觉自身高贵起来。

“妈妈!我够来我够来!”小也高声叫，把脚下的踏板跺得像一面铁皮鼓，“你上次讲我下次坐车就可以买票了，这次就是下次了，为什么不给我买票?你说话不算话!”他半仰着脸，愤怒地朝向他的妈妈。

陶影看着儿子。一张车票两毛钱。她很看重两毛钱的，它等于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如果赶上处理就是三捆小红萝卜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够吃四天的菠菜。但小也仰起脸，像一张半开的葵盘，准备承接来自太阳的允诺。

“往里走!别堵门口!这又不是火车，一站就从北京到保定府了，马上到站了……”售票员不耐烦地嚷。

按照往日的逻辑，冲她这份态度，陶影就不买票，今天她说：“买两张票。”

面容凶恶的售票员眼睛很有准头：“这小孩还差一厘米，不用买票。”

小也立刻矮了几厘米，而绝不是一厘米。买票与不买票强烈地关系着一个小小男子汉的尊严。

两毛钱就能买到尊严，只发生在人的童年。没有一个妈妈能够拒绝为孩子提供快乐。

“我买两张票。”她矜持地重复着。

小也把他那张票粘在嘴唇上，噗噜噗噜吹着响，仿佛那是一架风车。

他们是从中门上的，前门下的。前门男售票员查票，陶影觉得他很没有眼力：哪个带孩子的妈妈会不买票?她就是再穷再苦，也得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昂起头。

她把票很潇洒地交给售票员，售票员问：“报销不?”她说：“不要了。”其实她应该把票根保存起来。这样以后哪次集体活动或开食品卫生会，她骑车去，回来后可以用这张票报销。夫妇都是蓝领工人，能省就省一点。可小也是个绝顶机灵的孩子，会追着妈妈问：“咱们出来玩的票也能报销吗?”在孩子面前，她不愿撒谎。

这样挺累的，她按照各种父母必读上的标准，为自己再塑一个金身。你得时时注意检点，因为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观众。不过也充满了温馨与爱。比如吃西瓜，只要小也在，她一定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把西瓜皮啃得太苦。其实在她看来，西瓜瓤与西瓜皮没什么大分别，一路吃下去，不过红色渐渐淡了，甜味渐渐稀了，解渴消暑是一样的。瓜皮败火，还是一味药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儿子也像妈妈一样，把瓜皮啃出梳齿样的牙痕，印堂上粘了一粒白而软的嫩瓜子，她勃然大怒了：“谁叫你把瓜皮啃得这样苦?要用瓜皮洗脸吗?”小也被妈妈吓坏了，拿着残月一般的瓜皮战战兢兢，但圆眼睛盛满不服。小孩子是天下最出色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行家。陶影从此明白了，以她现有的家境要培育出具有大家风度的孩子，需要全力以赴的正面教育。这很难，就像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一样，但并不是做不到。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生活多了几分追求。

今天她领小也到一座巨大的寺院参观，小也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佛。陶影心里是不信佛的，她不会让小也磕头。这是迷信，她知道。

门票五块钱一张，如今庙也这样值钱了。票是红案上的老张给的。期限一个月，今天是最后一天，老张神通广大，什么人都认识。有时拿出一本像撕掉皮的杂志说：“见过吗?这叫大参考。”陶影觉得论个头，它可比报纸样的参考消息要小得多，怎么能叫大参考呢?问老张，老张也说不清，只说别人都这么叫，许是把杂志拆开来一张张铺开，终归是要比那张小报大的。想想也很有理。仔细看那大字印的参考，上面还在议论海湾战争会不会打，其实大家都在谈伊拉克的战争赔款问题了，说他们除了伊拉克枣，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管怎么说，陶影还是佩服老张。为了这锲而不舍的佩服，老张给她这张票。“就一张啊?”感激之余，陶影还不满足。“爷们就算了，领孩子开开眼呗!不满一米一的孩子免票。实在不乐意去，到门口把票倒腾出去，够买俩西瓜的!”老张设身处地为她着想。

她特地倒休带小也来玩。

京城里难得有这一大片森然的绿地。未及靠近，便有湛凉的冷绿之气漫溢而来，仿佛正要面临一座山谷或是一道飞瀑。小也从妈妈手里夺过门票，又含在嘴里，飞快地跑向金碧辉煌的寺门，仿佛一只渴极了要饮水的小动物。

陶影突然有些伤心，不就是一座庙吗?怎么连妈妈都不等了，旋即又释然，带儿子出来，不就是要让他快乐嘛!

庙门口的守卫是一个穿着红衣黑裤的青年。想象中应该穿黄色工作服，现在这一身打扮，令人想起餐厅和饭店。

小也很流畅地跑过去，好像那是流量很大的泻口，而他不过是一滴水珠。红衣青年很敏捷地摘下他口中的票，仿佛那是清明前的一片茶叶。

陶影用目光包裹着儿子，随着小也的步伐，这目光像柔软的蚕丝从茧中抽了出来。

“票。”红衣青年拦住她，语句简单得像吐出一枚枣核。

陶影充满感情地指了指小也。她想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她的儿子。

“我问的是你的票。”红衣青年僵硬地说。

“不是刚才那孩子已经给你了吗?”陶影安静地解释。这小伙子太年轻，还没来得及做爸爸。今天出来玩，陶影心境很好，她愿意有始有终。

“他是他的。你是你的。”红衣青年冷淡地说。

陶影费了一番思索，才明白红衣青年的意思：他们娘俩应该有两张票。

“小孩不是不要票吗?”陶影不解。

“妈妈你快一点啊!”小也在远处喊。

“妈妈就来。就来。”陶影大声回答。附近有人围拢来，好像鱼群发现了灯光信号。

陶影急了，想赶快结束这件事，她的孩子在等她。

“谁说不要票?”红衣青年歪着头问，他挺喜欢人越聚越多。

“票上说的。”

“票上怎么说的?”红衣青年仿佛一个完全的外行。

“票上说不足一米一的孩子免费参观，超过一米一的孩子照章购票。”陶影自信背得一点不错，但她还是伸手想从废票箱里掏出一张，照本宣读比背诵更接近真实。

“别动!别动!”红衣青年突然声色俱厉。陶影这才感到自己举动不当，像冬天触到暖气片似的缩回手。

“您很清楚吗?”红衣青年突然称她为“您”。陶影听出了敌意，还是点了点头。

“可是您的孩子已经超过了一米一。”红衣青年很肯定地说。

“没有。他没有。”陶影面带微笑地说。

人们天生地倾向母亲。

“他从这里跑过去，我看得很清楚。”小伙子斩钉截铁。他顺手一指，墙上有条红线，像雨后偶尔爬上马路的蚯蚓。

“妈妈，你为什么还不进来?我还以为你丢了呢!”小也跑过来，很亲热地说，好像他妈妈是他的一件玩具。

人们响起轻微的哄笑。这下好了，证据来了，对双方都好。

红衣青年略略有些紧张。当然他是秉公办事，当然他明明看清楚的。可这个逃票的女人不像别人那样心虚，也许，这才更可恶，他想。

陶影果然很镇定，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儿子喜欢热闹，喜欢被人注意。这种有惊无险的遭遇，一定会令小也开心。

“你过来。”红衣青年简短地命令小也。

人们屏气静心等待。

小家伙看了看他的妈妈，妈妈向他鼓励地点了点头。小也很大方，轻轻地咳嗽了一下，又揪了揪衣服，像百米赛跑冲刺似的撞开了众人的视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红蚯蚓旁。

于是——人们无可置疑地看到——红蚯蚓挂在小家伙的耳朵上。这怎么可能?!

陶影一个箭步冲过去，啪地一下打在孩子的头颅上，声音清脆，仿佛踩破一个乒乓球皮。

小也看着陶影，并没有哭。惊讶大于疼痛，他从未挨过妈妈如此凶猛的一掌。

“打哪也不能打头哇!”

“这当妈的!有钱就买张票，没钱就算了，也犯不着拿孩子撒气呀!”

“是亲妈吗?看模样倒还像……”人们议论纷纷。

陶影真慌了。她并不是想打小也，只是想把他那鸡冠子一样高耸的头发抚平。她悲惨地发现，小也纵是此刻变成一个秃子，身高也绝对在这条红蚯蚓之上。

“小也，别踮脚尖!”陶影厉声说。

“没有，妈妈。我没有……”小也带出哭音。

是的，没有。红蚯蚓残忍地伏在比小也眉头稍高的地方。

红衣青年突然像早晨醒来时伸了一个懒腰，他的眼光很犀利，抓到过许多企图逃票的人。“买票去!买票去!”他骄横地说，所有的温文尔雅都被红蚯蚓吮去。

“可是，他不够一米一。”陶影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无援，顽强地坚持。

“所有逃票的人都这么说。信你的还是信我的?这可是全世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国际米尺存在法国巴黎，是铂铱合金制成的，你知道吗，你!”

陶影目瞪口呆。她只知道做一身连衣裙要用布料两米八，她不知道国际米尺保存在哪，只敬佩这座庙里的神佛，它使她的儿子在顷刻之间长高了几厘米!

“可是，刚才在汽车里，他还没有这么高……”

“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更没有这么高!”红衣青年清脆地冷笑。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陶影的脸像未印上颜色的票根一样白。

“妈妈，你怎么了?”小也逃开红蚯蚓，用温热的小手拉住妈妈冰冷的手。

“没什么，妈妈忘了给你买票。”陶影无力地说。

“忘了?说得好听!你怎么不把自己的孩子给忘了?”红衣青年还记着这女人刚才的镇静，不依不饶。

“你还要怎么样?”陶影尽量压抑怒火，在孩子面前，她要保持一个母亲最后的尊严。

“嘴还这么硬!不是我要怎么样，是你必须认错!不知从哪混了张专供外宾的赠票，本来就没花钱，还想再蒙一人进去，想的也太便宜了是不是?甭口罗 唆，趁早买票去!”红衣青年倚着墙壁，面对众人，像在宣读一份白皮书。

陶影的手抖得像在弹拨一张无形的古筝。怎么办?吵一架吗?她不怕吵架，可她不愿意孩子看见这一幕。为了小也，她忍。

“妈妈去买票。你在这里等我，千万别乱跑。”陶影竭力做出笑容。好不容易领孩子出来一天，她不能毁了情绪，要让天空重新灿烂。

“妈妈，你真的没买票?”小也仰着脸充满惊讶与迷茫。这神情出现在一张纯正的儿童脸上，令人感到一丝恐惧。

陶影的手像折断的翅膀僵在半空。今天这张票，她不能买!如果买了，她将永远说不清。

“我们走!”她猛地一拉小也。若不是男孩子骨缝结实，几乎脱臼。

“我们到别的公园去玩。”陶影要逗小也高兴，但小也总是闷闷的，仿佛一下长大许多。

走过一个冰棍摊，小也说：“妈妈给我钱。”

小也拿了钱，跑到冰棍摊背后：“老奶奶量量我多高。”陶影这才看到有位老太太守着一盘身高体重磅。

老太太瘪着嘴，颤巍巍扶起标尺，一寸寸拔起，又一寸寸往下按：“一米一一。”她凑近了看。

陶影觉得见了鬼：莫非孩子像竹笋一样见风就长?

小也眼里生出一种冰晶一样的东西，不理陶影，一甩头，往前跑。突然，他摔了一跤。腾起在空中的一刹那，他像一只飞翔的鸟。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陶影赶快跑过去扶，就在她走近的一刹那，小也忽然爬起来，兀自往前跑。陶影站住了。她想如果自己追过去，小也会摔第二跤的。望着孩子渐渐远去的身影，她伤心地想：小也，你真的不回头看妈妈了?

小也跑到很远，终于还是停下来，回过头寻找妈妈。找到了，就又转过身跑……

陶影觉得事情不可思议。她问老奶奶：“大妈，您这磅……”

“我这磅准让您高兴!您不就巴望着孩子长高点吗?别巴望着孩子长!孩子长大了，当妈的就老喽!”老奶奶把嘴咂得吧吧响。

“您这磅……”陶影又一次问。老人很和善，可她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我这磅大点。让您量着个头高点，分量轻点，时下不是都兴健美吗?我这是健美磅。”老人慈样的脸上露出狡黠。

原来是这样!应该让小也听到这话!小也已经跑远，况且他能否明白这其中的奥妙?

小也的目光总是怯怯，好像妈妈是大灰狼变的，回到家，陶影拿出卷尺，要给小也重新量一下身高。

“我不量!人家都说我够高了，就你说我不够。你不愿意给我买票，别以为我不知道!只要你一量，我一定又不够了。我不相信你!不相信!”

陶影拽着那根淡黄色的塑料尺，仿佛拽着一条冰凉的蟒蛇。

“陶师傅，您烙的小火烧穿迷彩服了。”一位买饭的人对她说。

小火烧糊了，凹凸不平，像一只只斑驳的小乌龟。真对不起。

陶影很内疚，她对工作还是很负责的，这两天常常走神。

一定要把事情挽回来!夜里，小也睡了，陶影把儿子的双腿捋直：孩子平展得如同缩过水的新布。陶影用卷尺从他的脚跟量到脑瓜顶，一米零九厘米。

她决定给红衣青年的领导写一封信。拿起笔来，才知道这事多么艰难!看着她冥思苦想的样子，当钳工的丈夫说：“写了又能咋样?”

是啊，她也不知道能咋样，只是为了融化孩子眼中那些寒冰，她必须要干点什么。

终于，她写好了。厂里有位号称“作家”的，听说在报屁股上发表过“豆腐块”。陶影恭恭敬敬地找到他，递上自己的作品。

“这像个通讯报道。不生动，不感人。”“作家”用焦黄的指头戳着陶影给报社写的读者来信。

陶影不很清楚通讯报道到底是个啥样子，只知道此刻这样讲，肯定是不满意，看着焦黄指头上的茧子，她连连点头。

“你得这么写，开头先声夺人，其后耳目一新。得让编辑在一大堆稿件里一瞅见你这一篇，眼前呼地一亮，好像在土豆堆里突然见到一个苹果。最重要的是，要哀而动人，哀兵必胜，你懂不懂?”陶影连连点头。

“作家”受了鼓励，侃得越发来劲：“比如这开头吧，就改成：佛法无边，五龄孩童未进寺门先长一寸;佛法有限，刚回到家就跟原先一样高了……当然后头这句对偶还不工整，你再考虑一下……”

陶影拼命心记，还是没能记全“作家”的话。她又修改了一遍，抄好，挂号寄出去。

“作家”吃饭时来买小火烧。“您稍等。”陶影的脸镶在收饭票的小窗口，像一张拘谨的照片。

“作家”想可能是今天的小火烧又烤糊了，为了酬谢点拨之功，给几个糊得轻的。

“给您。这几个特地多放了糖和芝麻。”陶影怯怯地说。这是一个白案上的烤活女工所能表达的最大谢意了。

其后，是漫长的等待。陶影每天都极其认真地看报纸，连报纸中缝录像机的广告都不放过。然后是听广播，她想那些声音甜美庄重的播音员，也许会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字不差地把自己写的那封信念出来。最后是到收发室去看信，她想也许寺院管理部门会给她回一封道歉信……

她设想了一百种可能，但一种可能都没有发生。日子像雪白的面粉，毫无变化地流泻过去。小也外表已恢复正常，但陶影坚信那一幕绝没有消失。

终于，等到了一句问话：“哪里是陶影同志的家?”

“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小也兴高采烈地领着两位穿干部服的老者走进家门，“妈妈，来客人啦!”

陶影正在洗衣服，泡沫一直漫到胳膊肘。

“我们是寺庙公园管理处的，报社把您的信转给我们了。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

陶影很紧张，很沮丧。主要是家中太乱了，还没来得及收拾。他们会觉得她是一个懒女人，也许不会相信她。

“小也，你到外面去玩好吗?”陶影设想中一定要让小也在，让他把事情搞清楚。真等事到临头，她心中不安，想象不出会出现什么情景。能有红衣青年那样的下属，领导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我们已经找当事人调查过了，情况基本属实。不要叫孩子走，我们要实地测量一下身高。”那位年纪较轻的说。

小也顺从地贴在墙壁上。雪白的墙壁衬着他，好像一幅画。他不由自主贴得很紧，测量身高勾起了他稀薄的记忆，重又感到那一天的恐惧。

干部们很认真。他们先是毫不吝惜地在墙上划了一道杠，然后用钢卷尺量那杠到地面的距离。钢卷尺像一条闪亮的小溪，在他们身边跳动。

镇静回到了陶影身上。“多少?”她问。

“一米一，正好。”较年轻的干部说。

“不是正好。你们过了一个月零九天才来。一个月以前，他没有这样高。”陶影平静地反驳。

两位干部对视了一眼。这是一个无法辩驳的理由。

他们掏出了五元钱。钱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他们早作了准备。他们量过墙上那条红蚯蚓，知道它缺斤少两。

“毕竟那天您没有参观，这是我们的一点赔偿。”年长的干部说，态度很慈祥，看来是位领导。

陶影没有接。那一天失去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

“如果您不要钱，这里有两张参观券。欢迎您和孩子到我们那去。”年轻些的干部更加彬彬有礼。

这不失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建议。但陶影还是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那个地方，对于她，对于小也，都永远不会激起快乐的回忆。

“您到底要哪样呢?”两位干部一齐问。

是的，陶影在这一瞬，也在问自己。她是个生性平和的女人，别说是两位素不相识的老年人登门致歉，就是红衣青年本人来，她也不会刁难他的。

她究竟想要什么呢?

她把小也推到两位老人面前。

“叫爷爷。”她吩咐。

“爷爷。”小也叫得很甜。

“两位领导。钱请你们收起，票也收起。就是那天当班的查票员，也请不要难为他，他也是负责……”

两位干部一看陶影说得这样宁静，反倒有些无措。

陶影把小也拉得离老人更近些：“只请两位爷爷把那天的事情同孩子讲清楚，告诉他，妈妈没有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