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波万顷的洞庭湖边上有一座岳阳楼，登上岳阳楼观望湖景，顿时觉得天水之间有股神奇的能量冲击着视觉，难怪历代文人骚客要选择此地吟诗作赋抒发情怀。然而岳阳楼并非单凭洞庭景观而闻名于天下，而是更因中国宋代仁宗皇帝期间，有一位受贬的参知政事（相当于有实权的副宰相）范仲淹，应同窗好友也是一位受贬的州官滕子京的要求，写了一篇《岳阳楼记》的散文，引得天下仕者的共鸣而誉满千载。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同榜进士，做官后又同在御使台为谏官，滕子京因心直口快，上朝言责仁宗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得罪仁宗。仁宗怒斥他乱言宫闱之事不实，将其贬官出朝，放至凤翔府为知府。庆历改革之际，滕子京又被人弹劾私自动用小金库的资金。范仲淹宁愿辞官不做来为滕子京辩护，好不容易保住了滕子京，但滕子京还是再次被贬，到岳阳为知府。滕子京精明能干，善长经营之道，来到岳阳后，凭借岳阳地处水路交通要道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和实业，大搞招商引资，兴建公共设置，兴办学校，一下子推动了岳阳的经济发展，岳阳城内旧貌换新，他的执政措施深得人心，又募得资金重修了岳阳楼。这座楼在当时是过往官员迎进送出的地方，滕子京在楼前为自己的政绩感到欣慰，又为遭贬之事忿忿不平，心情十分复杂，寄书一封并附上一幅洞庭秋色图，请求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范仲淹接信后，生怕滕子京忘乎所以再遭人嫉恨，闯出祸来，于是规劝滕子京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不要过于计较个人得失，挥笔而就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宋代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多出文人和多产故事的朝代，范仲淹虽然没有被人编成故事和搬上舞台加以称颂，但历史书上却对他评价很高。南宋人认为“本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儒气象由范仲淹以身作则首开。明代人认为“宋亡，范公不亡”。欧阳修评价他“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舍取”，这种不为一己私利，敢于直言明理，锐意改革进取，心忧天下，为国为民的精神，堪为中国士大夫的楷模，后人用他自己的题词来赞颂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在军事上的成就是巩固了西北边防，他主持训练乡兵、番兵、弓箭手，三者都是当地民兵，使得西夏骑兵不敢轻易前来进犯。西夏军都敬畏他是“小范老子”、“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

范仲淹在政治上的建树是制定和推行庆历新政，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加强军备、发展经济。其中心是吏治改革，由于损害了不少官僚的既得利益，得罪了不少的人，被反对派攻击为朋党之首，改革也喜忧参半，很多措施不了了之。后又被仁宗免去参知政事一职，官贬邓州为知府，改革也就此告终。

其实范仲淹是一位很懂经济的专家，这方面少为人知。庆历年间，范仲淹出任杭州知府，当时江苏、浙江两地天灾严重，饥民遍地，他调发了朝廷运来的救灾粮食，还募集了很多民间资金来救灾，使灾民们生活安定，社会秩序平稳。此间，他鼓励杭州百姓划龙船，举行龙舟比赛，鼓励城内居民到郊外游玩。还召集各大寺庙的主持开会，告诉他们灾年工价低廉，可以大兴土木工程，于是杭州一方建筑工程兴盛。他又带头修建仓库和官员宿舍，每天动用民工一千多人。监察机关弹劾他嬉戏游乐，毫无节制，耗费民间财力。范仲淹上书朝廷说：“杭州一处，每日就有好几万灾民就业，这是再好不过的救灾措施了。”这种措施赈救了灾民，又兴了民间之利，后被人称为圣古先王之美德。范仲淹在一千年前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似现代西方凯恩斯理论和罗斯福的新政。也颇似当代中国的扩大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的调整政策。另外，当朝廷中有很多官员议论要废除盐茶之禁和减免商税时，范仲淹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官卖盐茶和征收商税是分割商人的利益，现在朝廷开支很大，不向商人要钱，便向农民要钱，不如先节省开支，再减免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然后再顾及商人。

范仲淹和滕子京的关系密切，关键是他们执政理念相同，在经济管理上的手法也相似，滕子京在岳阳任上一年多时间，便使岳阳兴旺起来。他俩在历史上都是为百姓做过好事的人，凡是做过好事的人，老百姓自然会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