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成章从未谋面，只有不多的书信往来。作品倒是读过一些。他是很“大器”的。其笔下的“散文”本身确有大气象、大境界──像是苍苍茫茫的黄土高原；像是旋风、骤雨般的安塞腰鼓！这里，我来略“读”其人其文。

刘成章“出道”很早；还在上高一时，他的一束新诗（共九首）就被选入了省青年作者的“诗选”之中──就这样，他戴着“诗人”的桂冠而初涉文坛。以后他又由“诗人”变为“词人”，迷上了歌词写作；再后来他成了专业剧作者。他转向写“散文”乃是“新时期”以后的事，都到了１９８２年（此时他已满４５岁），正所谓“人到中年”了，他却开始“中年变法”：从此“专写散文”了！他这种自“诗”起步，而“歌词”，而“戏剧”，最后落脚于“散文”的创作轨迹，铸就和成全了他。他后来曾说：一个人的“突出才华”到底在哪儿？常常连自己都认识不清。没法子，只好多“尝试”几种艺术形式（尝试的过程就是认识和发现的过程），才能最后摸清自己艺术“细胞”之所在。他在“尝试”了上述多种艺术形式之后说：“看来，我更适宜于搞散文创作”；“不过，我从前写诗、写歌词、写剧本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它们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场。”这话是真的。他后写的“散文”的确是从他原先的诗、词、戏的精神沃野上茂腾腾地“再生”起来的──不是外在表象的“照搬”，而是内在神髓的“化用”。它给他所写的“散文”带来了一股生机和新意！

他写得最多、最好的一类散文是所谓“风情──神韵散文”。最早发表的《转九曲》，虽鼓舞、激励过他，使其跨出了“中年变法”的关键一步；但回头去看它不无遗憾：这不仅指其中一些“人物”（如叶叶、大背头、巧媳妇等）有“编织”痕迹，似有意为之；而且篇末点睛处还让人读出了“杨朔味儿”，落入案臼，说明它在艺术上还未能全然自立。照我自忖：他在１９８５年（被文艺界称为“观念年”）大开悟性，艺术感觉陡然开窍，《老黄风记》《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等已颇见精彩。你瞧《老黄风记》，写得多棒！它还在山那边呢（少说也有十来里吧），还没刮过来，可它的“威势”却已让人感到了。它一来，你再瞅吧：“大片大片的庄稼，倒伏于地。飞鸟撞死在山岩上。鸡飞狗跳墙。”天呢？成吨成吨的土和沙，扬得四处都是。天空登时晦暗起来，太阳“变得就像泡在浑黄河水里的一只破盆儿”。人呢？“像被一只巨手搡着，站不住，走不稳，身不由己，五脏六腑都被摇乱，像鸡蛋乱了黄儿。”陕北刮的这“老黄风”──又叫“黑小子风”“儿马风”“叫驴风”──这特有的“雄性之风”，真让“章娃”这支笔给写“绝”了！写“风”当然也是为了写“人”，写人的“精神”。当老黄风肆虐横行、狂奔乱跑、不可一世时，你再看那些汉子、婆姨们，他们却是那么镇定自若、处变不惊、谈笑风生！这才是内外相符、表里相映的真正的“陕北魂魄”！看罢此文当知：陕北这方宝地，其“自然环境”是雄浑刚健、野性大气的；其“人文精神”更是乐观幽默、豪气勃发的。此文的结尾：“它不像沤烂了的红袖章么？”真可谓“神来之笔”矣！《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写最古老的陕北小城，在而今却现出最现代的一道靓丽风景。写“地域风情”而能点染出“时代特色”，此文可谓著例。这之后，１９８６年的《安塞腰鼓》使他此类散文又跃上一个新高度。《安塞腰鼓》的气魄是震撼人的。如果说贾平凹的《秦腔》是他从“秦腔”里发现并写出了秦人的精神“表征”的话，那么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即是他从“安塞腰鼓”的舞姿和鼓声中发现并攫出了陕北人的元气和神魂！《安塞腰鼓》是一曲陕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颂歌，是一首黄土高原沉实、厚重内蕴的诗性礼赞。这之后，他在１９８８年所写的《山峁》一文把这种诗性笔墨又推进一步──它简直就是一首意韵优美的散文诗。《山峁》在颂赞陕北地貌、风情的同时，把山川和人物，传说和现实有机地统一并结合了起来。读罢《山峁》掩卷而思，恍然有悟：原来山峁的高大奇伟，恰在于它是一颗质朴而高贵的灵魂所幻化！１９９４年他又写出了堪称此类散文压卷之作的《扛椽树》，使这种“风情──神韵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领异标新、大放光芒。这篇作品的气魄之大、境界之高，依我的陋见确系前无古人！“扛椽树”，实为一种陕北柳。但柳而不媚，蓬勃向上，每根枝条皆可做椽，每棵树可砍六七十根，“生了砍，砍了生，往复无穷。”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献累加起来，每棵树都是一片森林！显然，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壮的奉献！刘成章发现了“扛椽材”，同时也就发现了自己。他写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万年，“太平洋水深万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见，作者以大泼墨、大写意的笔法，自由挥洒，淋漓酣畅，尽情尽兴。《扛椽树》的精神解放度、心灵自由度、文笔洒脱度都是一流的。

“陕北生来陕北长，因为你魂牵这地方”──就“写陕北”来说，怕谁也写不过刘成章了。他写陕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诗意的土，有灵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拢。这就攫住了陕北的“魂”，也显出了他散文的“精气神儿”！不仅《老黄风记》《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树》等是真正的“艺术散文”，令人读之难忘；即或像《米脂赋》《陕北剪纸》《望秦俑》和《黄土写意》等随心走笔的短章散作，在艺术上亦可权备一格。我想，只此陕北“风情──神韵散文”的大获成功，“章娃”即可无悔无怨矣！

更何况他还写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过，这类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影响也不如上述那类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写得最早，是写自己刚刚出生在过“满月”时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叙述“主体”当时是那样地小，故事纯系后来“听说”且在“转述”时费尽心力，但读起来仍感到虚而不实；“同妈妈”（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的特意突出，对“我”的主体地位也是一种削弱。比较起来继后的《压轿》就好得多了：它写的是“我”六七岁时的一段旧事──因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为男孩“压轿”的权利。在情绪遭压抑、心灵受伤害的痛苦关口，一个比“我”大十岁名叫秦娟的姑娘许下愿来：她结婚时保证请“我”去压轿。其后果然如约，救治了“我”的一桩心病。《压轿》在“文体”上无可挑剔──还可以包括《老虎鞋》《我们像珠珠蛋蛋的时候》等，它们都带有某种“自传性”和“儿童性”（适宜儿童、少年阅读），我看这些记写“童年旧事”的篇什不妨以“自传散文”视之。再拓宽一点说，我觉得《三只雏鸟》似亦可算在里面：它写他的三个孩子，是“俯视”，骨肉亲情，尽在其中。再拓宽点说，《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内。它是写“我”和“母亲”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用“仰视”，实乃一篇动情的“母亲颂”！上述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我似云雾山峰》《火葫芦》《洗衣的感觉》《域外亲情》等，在表现深层而真实的“自我”方面──从艺术上看，实在是并不那么“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认识，如他曾说：（写散文应）“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从写出独属于“我”的东西（比如那些陕北“风情──神韵散文”）这一点说，他是做到了；从强化“自我”意识、表现“主体”深层人性这一点说，他却又做得并不很够。这有些奇怪。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怕有两点：一是其思想深处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这样受“十七年”教育出来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对“小我”取回避、淡化态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及其心理都较复杂，有一些还颇为“难说”。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如能以“说真话”“写真象”的勇气捅开那层窗户纸的话，他那独特的“自我”心灵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这时代的现实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尔不群的。天赐良机，莫失莫弃！

他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散文，有的还很精彩，如《记小猫》《野物启示》《壶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这里就无须多说了。

（刘锡庆，摘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５日《文艺报》第１１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