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关平 春节期间翻阅剪报，翻出一篇1995年2月21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李子云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广电部为他作95岁生日之后，他和我聊天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话让我悚然一惊。很少有作家能够这样严于衡量自己的作品。”

读了夏老的这句话，笔者感慨万千。夏老在即将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刻，为什么在回首自己众多作品的时候最看重他的那篇仅有不到九千字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呢?笔者对此浮想联翩。

今年(2006)是《包身工》发表70周年，就此机会写一点感想，以示纪念。

《包身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

夏老的著作颇丰，成规模的结集出版的选集就有多种。除此之外，还有《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作集》和《夏衍电影论文集》等。其中名气比较大的作品有：剧本《狂流》、《秋瑾传》、《上海屋檐下》、《赛金花》、《脂粉市场》、《风云儿女》、《压岁钱》、《自由神》、《白云故乡》，改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报告文学《包身工》，是夏老1935年写成，1936年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创刊号。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宝库中的经典。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夏老的许多作品，都有资格流传后世的，那为什么他老人家却偏偏钟情于《包身工》呢?

为加深对夏老“可以留下来”这句话的理解，笔者重温《包身工》这部作品，细细品味，又有所领悟。毛主席说过，“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夏老的这些作品，阶级性和政治性都是比较鲜明的。由于夏老的特殊经历和生活环境，他对知识界比较熟悉，所以他的不少作品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例如《上海屋檐下》、《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而《包身工》的主人公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笔者揣度，夏老之所以认为《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是不是因为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一个时代阶级压迫、剥削和蕴涵的革命道理更为鲜明的缘故呢?

《包身工》反映的是“一二八”前后到抗日战争前夕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黑暗。那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益破产，东部沿海地区大批贫苦农民涌向城市，又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靠近上海的苏北地区，每年都有大批无法生活的农家女子，被诱骗到上海做“包身工”。日本资本家为了避免上海工人运动的威胁，就大量地雇佣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城市劳动者。《包身工》这篇作品就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残暴掠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严厉的抨击。它以生动、真实的笔墨通过记叙作为廉价“机器”的芦柴棒等一群纺织女工所遭遇的苦难，再现了旧中国工人阶级身处社会底层的悲惨命运，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势力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阶级的罪行。

这篇作品犹为可贵之处，是它不以揭露为满足，而是在揭露资本剥削的本质、分析包身工制度形成的原因之后，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将奋起，砸烂枷锁，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迎来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当夏老在文章中发出这个警告与怒吼的时候，中国正处于血与火的激烈搏斗之中。一方面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日本侵入华北，不断扩大侵略范围，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丧权辱国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193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随后以民族大业为重，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燃遍中华大地。这时，离新中国的诞生只有 13年了。在这样一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包身工》，其影响和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夏老的这篇报告文学，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感情世界。这种感情使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的警世之语。

《包身工》的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

作品是作者的思想窗口。夏老之所以能够写出《包身工》这样优秀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力作，是与他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分不开的。

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赢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惟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1卷第723页)

为什么人的问题，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始终是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包身工》发表以后的事情，但夏老写的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所说“惊醒”人民，“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的一篇政治性、艺术性均佳的优秀作品。

夏老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品呢?不能不说与他的思想基础与政治立场相关。毋庸讳言，夏老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他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他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也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夏老通过参加“五四”运动的洗礼，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就是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他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之路，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革命文艺家、电影艺术家。

夏老之所以能够写出《包身工》，既与他加入共产党，并且已经有近10年的党龄和革命斗争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自觉地深入工农，与工农相结合分不开的。有文章介绍，早在1927年，夏老在上海就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了解了一些纱厂工人的情况;1929年，他从做工人运动工作的同志那里知道了一些包身工的非人生活情况。“一二八”战事后，为了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又搜集了一些包身工材料。他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还公然保存封建奴隶制度非常愤怒，决心深入调查，打算彻底揭露。由于纱厂工人的热心帮助，作者深入工厂实地观察调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包身工》的方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有许多身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家，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改革开放不需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了， 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政治是第一位”的标准似乎也不适宜现在的形势了，由此，提出什么“超越阶级”、“退出政治”、“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等等荒谬的主张。在他们的词典里似乎只有艺术标准，没有政治标准，谁要是讲马列，讲政治，他们就极力讽刺、嘲笑，并且随意给人扣上“极左”、“反改革”等大帽子。这些人真的要“退出”政治，真的要“告别”革命吗?否。这是骗人的阴谋。事实上，他们在“退出政治”的幌子下，是在用资产阶级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政治;在“告别革命”的幌子下，秘密进行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不是吗?请看，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舆论阵地，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诋毁、污蔑革命领袖，歪曲、否定革命历史，妄图推翻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他们积极配合帝国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政策，大造“西化”、“分化”、“私化”和“腐化”的政治舆论。当年早已被我们批臭的梁实秋、周作人一类的反动人物，又被他们奉为神明，到处招摇过市。封建主义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统统从黑洞里爬了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人何止是“思想上没有入党”，他们已经堕落为挂着共产党招牌，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着破坏共产党事业的无耻叛徒!

《包身工》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以后，《包身工》这篇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危亡的报告文学，影响了我国几代人。

1959年夏老在《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的文章中写道：“对现在的年青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应该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人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与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夏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篇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是他头脑清醒、信念坚定使然。夏老这句“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的谈话，是1994年10月30日，离他去世不到100天。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就是他的政治遗嘱。从他写作《包身工》到他去世整整60年。60年中他能够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是多么难能可贵!然而，令夏老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不久，他认为“可以留下来”的《包身工》就被某些人“请”出了新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与《包身工》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革命文学作品。老人家若地下有知，不知他该作何感想?!夏老没有想到《包身工》“留下来”的道路是如此充满荆棘和坎坷。当然，即使《包身工》不再作为中学语文教科书，毫无疑问，它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它的社会价值和革命的生命力，照样“可以留下来”，代代相传的。

如此更改语文教科书，应当说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经济学家刘国光曾经撰文批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现在语文教学领域又把革命文学作品赶出课本，这的确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反映。《共产党宣言》讲，“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国现在是什么时代?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在某些领域成为统治思想?《包身工》这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流?这种改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有人还为这种取消语文教科书中革命传统文学作品的行为辩解，说什么“语文能力就是熟练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能力。”要从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方面来考虑。也有人说：“几代人都读这个教材，大家感觉到教材应该有一些更新，应该补充一些新鲜的材料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的认知。”(华岳论坛03/25/2005)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谓“工具性”、“人文性”?“工具性”、“人文性”就可以脱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灌输吗?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语文教科书脱离了意识形态?料他也找不出来。所谓“几代人都读这个教材”，不“新鲜”了，就要改变与更新，更是站不住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唱了几代人，唱了大半个世纪，是否也要改变、更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样的歌词是否也不“新鲜”了?

夏老生前要我们的年轻人“记住帝国主义”和“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希望我国青年“爱党、爱社会主义”。夏老提出的“爱”和“恨”，是客观实践的产物。资产阶级是不会爱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的，而无产阶级也不会去爱资产阶级的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3年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718页的“注释”里有这样一段话：“你看这个人像什么?他从白到黑。他在早上对自己晚上的思想谴责;他惹人烦恼，也苦恼自己，他像改变时装一样时时改变自己的主张。”对照一下，“退出政治”、“告别革命”的某些文艺家不正是这副面孔吗?这种人与夏老的思想境界比起来是多么可悲、可怜、可恨啊!

《包身工》可以留下来!一定会留下来!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