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１日的《新京报》刊登了汪永晨先生的文章《“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一文。我衷心地赞赏汪先生对于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所表现出的热情。但是，我也衷心地不赞成汪先生“旗帜鲜明地”号召“敬畏自然”的观点。

“敬畏自然”的倡导者经常发出激动人心的声音，但是在那激情之下，我却很难看到“敬畏自然”的可操作性及其效果。如何“敬”？如何“畏”？我从未得到过一个令我满意的回答。如果说“敬”不过是发表激情的演讲的话，那么还真有一些关于“畏”的可怕事例。其中一个是战国时代魏国的“河伯娶妇”。我认为汪先生一定不会赞同把女孩子沉入水中换取漳河安澜的做法（顺便说，用活人作祭品来“安抚”自然的做法，并不限于我国古代）。另一个例子来自中美洲的玛雅人。近年的研究表明，在９到１０世纪左右玛雅文明的迅速衰落，可能和当时太阳活动导致的局部气候干旱有关。这听上去有点讽刺，但是玛雅人非常“敬畏”太阳。他们文化中的一个主神就是太阳神。

让我们看一看引出这场讨论的海啸。“敬畏自然”在这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能做什么？如果你同我一样，认为不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嘴里说着、笔下写着“敬畏自然”就可以改变大陆和大洋板块的运动，防止地震和海啸的发生，那么答案就是：不，我看不出“敬畏”有任何效果。当一种灾难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人要说“敬畏自然”？如果这是公元２世纪，那么我可以理解，但是在２１世纪，这确实是一个古怪的社会现象。

那么水利设施呢？修建水利设施意味着人类主动地影响自然，这与自然灾害的例子稍有不同。的确，有些水利设施是失败的例子，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是成功的。如果按照“自然一点都不能被改变”的标准，没有什么水利设施是成功的。然而，按照这一标准，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对环境的一个威胁。即使是最原始的农业，也是对自然的背叛。因此修建水利设施和人类成千上万年来的活动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只不过前者的影响力可能更大。所以，对利弊的仔细考察和权衡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依靠科学的证据。

一篇短文很难全面地阐述在“敬畏自然”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所以我只想提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所在的地球大约有３０多亿年的生命进化的历史。尽管今天的地球上生活着千万种生物，然而，在这漫长的进化历史中，９９％以上曾经登上这个舞台的生物都灭绝了。

我常常向其他人提到这个事实，用它来唤醒人们的一个意识，那就是自然并没有一个人们想象中的仁慈面孔，而我们（或者任何物种）手里都没有一张由自然开出的保证书，确保我们不会灭绝。

汪先生所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人类特别地不敬畏自然，特别地自私自利。如果把大自然认为是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不论你是否愿意承认──都是自私的。每一种生物都是在进化这一自然规律的支配下生存的短视者，它们都在改变着环境。

没有哪种生物会为长远的将来着想，除了人类。因为人类拥有超越其他任何物种的智力。借助这种智力，我们可以让这个大自然变得不那么悲惨。例如，我们发明了医学，延长了人类寿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海啸发生之后可以及时发出警报，避免重大的伤亡；科学家正在初步登记可能威胁地球的小行星，它们曾经摧毁了上一个占全球统治地位的物种──恐龙。我们的智力和建立在其之上的科学，可以对未来的的风险发出警报并设法避免这颗星球遭到破坏。而“敬畏自然”却要求人类放弃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用不作为取而代之，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确实需要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未来。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克服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障碍。但是我认为，抛弃“敬畏自然”的观念，用更建设性的观点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