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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中焦母行为动机新探
更新时间: 2024-03-29 09:35:44

《孔雀东南飞》诚然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更是几百年来令无数读者回肠荡气的一曲爱情悲歌。对于制造这一悲剧的直接责任人――焦母,人们往往只是厌憎其性格、鄙薄其为人、痛恨其行为,而对其蛮横无理的、不合常情的行为动机却很少去作深入的思考。为此,我就此问题作一粗浅的探究,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孔雀东南飞》中焦母行为动机新探

首先,我们从“普通心理学”中来探究其行为动机。现代普通心理学认为,动机是推动和指引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动因,也即是说,“行为背后,必有原因。”。这个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般人认为,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内部需要,如内驱力、兴趣、情念和世界观等;一类是来自外部的目标、诱因、强化物等因素。然而,就焦母来说,她蛮横无理地“棒打鸳鸯”的行为动机,很难从以上原因中找到理想而较完满的答案。

诚然,焦母的行为动机,固然是其内部需要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其内部需要和外部因素具体指是什么呢?按常理来说,内心所需的儿媳妇的标准当然是外貌端庄秀丽,内心娴淑善良,心灵手巧,知书达理,性格温婉柔顺,勤勉聪慧,身体健康,善持家务的良家女子。即使稍微差一点,甚或某方面有所欠缺,只要德行不亏,作为母亲也不可能去求全责备,因为谁都知道十全十美的人是永远找不到的。然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几近于是个合乎“最高标准”的儿媳妇。她美丽端庄:“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她知书达理:“十六诵诗书”、“十七知礼仪”;她温婉柔顺:“事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善良纯洁,即便在无故被婆母“怒遣”的情况下,她仍不敢口出罹言,只是自怒自艾,款款言别:“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甚而不忘交待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同时,她也是个勤勉能干、安守妇道的好儿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这样一个几乎称得上是十全十美的、合乎最高标准的儿媳妇,本应该满足一个即使是非常挑剔的母亲内心所需的,然而,在焦母这里,事实恰恰相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欠怀念,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这岂能用常理推导得出一个子丑寅卯来?那么外部因素呢?刘兰芝恪守妇道,正如仲卿所说:“女行无偏斜”,也不合“七出”之条;更兼刘兰芝,焦仲卿夫妇情深意厚,“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也不是外有高门大户可以攀亲,这一休遣刘兰芝,即可以攀上一有大利可图的人家而转瞬间即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最多不过是焦母的一个虚幻的“东家有贤女”罢了。

透析全诗,无论从内部需要,还是从外部因素诸方面,用常情常理、用普通心理学,我们都难以找到焦母行为之真正动机。焦母所谓“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等苍白的指斥,在事实面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大冤枉。

那么,焦母逼子遣妻行为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应到佛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及“变态心理学”理论中去寻找。焦母的行为动机,我想即便是其本人也是难以说得清楚的。因为这是一种现代人才认识到的变态心理使然。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认为:“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和情感而不是观念,观念自身不能直接影响人格的发展,也不能造成人格的分裂。”(《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变态心理学》第385页)。

很显然,按常理从观念上去分析焦母的动机是徒劳的,因为事实上焦母的行为实在来自于其自身一种自己亦莫名所以的本能冲动。依据佛洛伊德观点,人的本能根本只有两种,最重要的是性欲本能,其次是自我本能。作为寡居多年(诗中虽对此未作交待,但依情节推断,丧夫多年确是事实)的焦母,性饥饿而形成的性压抑是非常严重的。要知道,这是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中国汉代社会,任何本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良家妇女都必须服膺于社会所推崇的道德伦理、社会规则、生活准绳等。焦母不可能超越时代寻求别样途径去渲泄本能、释放情感。

久积的本能与情感之火是一座活火山。佛洛伊德认为,性欲的后面有一种潜力,常常在驱遣人去寻求性欲的快感,这就是利比多(libido),它是游离不定的,在常态中可以发泄于正常的性欲活动,如性生活、同性恋、自慰等;但是在性欲的活动失常,且诸如自慰等外在转移行为失效时,它可以泛滥横流,附丽到旁的活动上去,甚至是有许多活动在表面看和性欲毫无关系的其他活动中,如劳动、饮食、交往、家政管理等。而在很大一部分青春寡居的妇女中,其被长期压抑的“利比多”的渲泄目标往往为自己的儿子。这个情形在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形象的表现,莫瑞尔太太尽管没有丧夫,但在其心里,丈夫是早就死了的;很早的时候起,儿子便成了她情感暖瓶、本能的慰藉,如同情人般呵护关爱,直到儿子成人,这一变态的情感更是茁壮成长,以致于不断充当儿子恋爱的阴谋或“阳谋”的破坏者。这样看来,焦母和莫瑞尔太太何其相似乃尔。

区别仅在于莫瑞尔太太的儿子显然有了俄狄浦斯情结,而焦仲卿则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而心理正常。

因此,我认为,焦母蛮横无理,不合常情的逼子遣妻的行为动机可以说是找到了真正的答案。长期受到性压抑而情感又得不到纾放的焦母,当把她的情感倾注于仲卿身上而暂时减缓了其压抑的痛苦后,其心理似乎得到了某种畸形的满足。然而,随着兰芝的到来,这种心理平衡倾刻间坍塌,母子间特殊的亲情和关爱被猛然锲入一个第三者,这叫焦母脆弱而久受本能压抑的心何以能够承受。于是,久被压抑的本能和情感之火,在儿子的性对象的触发下,猛然爆发为日常心理的变态。当指摘、漫骂、刁难、奴役等许多叫人无法忍受的手段,因兰芝的委曲求全而失效,仍然不能夺回儿子的“爱”,准确地讲是不能满足自己之“爱”时,逼子遣妻便是必然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可以这样说:兰芝愈是美丽善良、勤劳能干,焦仲卿、刘兰芝情感愈是深厚欢好、如胶似漆,他们的悲剧上演得愈为迅速,也愈为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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