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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齐桓晋文之事》
更新时间: 2024-03-29 06:42:55

《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说服齐宣王施行保民的仁政的言论。说明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保民的根源,在于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的作用,在于推行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这是全篇的章旨。

漫谈《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的保民和推行仁政思想,对当时社会来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当时的人民,正处在七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水深火热的环境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如果能够解除战争和过度剥削所带给人民的痛苦,正是人民所渴望的“如解倒悬”的事。其次,这时的国君,都“以征伐为贤”,强调战争的作用,孟子则强调民众的作用,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保护人民,推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的生活,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争取人民的拥护,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但这些思想,却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不过,孟子从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来推断他能够保民而王,这是唯心观点,不是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是行不通的。制民之产即恢复井田制度,这是美化了的古代社会的农村公社,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建议,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但他关心人民物质生活,对当时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是深表同情的。他并且说,人民因冻饿而犯罪,它的过错不在人民而在统治者。他希望人民分得田地,人人不饥不寒,老年人可以衣帛食肉,青年人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这些理想,正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孟子是战国时代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都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孟子雄辩的才能,犀利的笔锋,在《齐桓晋文之事》这一章中,也可略见一斑。

本文的艺术特点,在于孟子善于掌握说话对象的心理活动,从而逐步启发对方的认识,这就形成了本文组织结构上的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

本文一开头,齐宣王向孟子问霸道齐桓晋文之事,可见他对王天下之道是不大愿意听的。面对着这样一个不愿听王道的人而和他讲王道,而且能够使他愿意听下去,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抓住对方的心理,从而启发他的认识活动,而空谈一番王天下的大道理,那肯定是要失败的。孟子不但使齐宣王愿意听下去,而且最后接受了保民行仁政的主张(不过在事实上,宣王后来并没有实行孟子的主张),就可看出孟子是怎样的善于辩论了。

孟子是怎样层层启发说服齐宣王的呢?

当齐宣王发出“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疑问后,孟子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保民而王”的话,这是全篇的中心论点。但宣王认为王天下很难,霸天下则比较容易,所以接着又问孟子道:“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正说明了他怕难的心理。下面孟子就从宣王“以羊易牛”这件事,说明他具有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就是保民而王的基础。宣王虽有“以羊易牛”的事,但对于这个不忍之心,认识还是模糊的,因此有启发他的必要,否则后面要说的“推恩”“制产”等等都要落空了。所以宣王的“以羊易牛”,究竟是不忍,还是吝啬,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孟子以“百姓皆以王为爱”“牛羊何择”“见牛未见羊”的话,替宣王发现解决认识上的矛盾。他不用注入式,而是经过宣王心理的疑难、矛盾,用启发式给以解决的。难怪宣王要说出“《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的衷心悦服的话了。宣王认识上的曲折性,反映在本文上,形成了层次的曲折性。

等到齐宣王发出“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问题后,孟子似乎就可以大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行仁政的一番话了。但这里又有一个曲折,孟子提出了“百钧”“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等比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宣王心理上还以为行王道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这种畏难情绪不解决,空谈“推恩”“制产”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于是孟子接连用四个比喻,来消除宣王的畏难心理。依照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原则顺序,仁民较易,而爱物是较难的。宣王既做到了比较难的爱物,那么,推恩、行仁政的事不是比较容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吗?这是由于宣王认识上的曲折,而反映在本文层次上的第二个波折。

难易问题解决后,孟子就发出了“老吾老”至“王请度之”的一段议论,说明能不能王天下,关键在于能不能推恩。但是宣王听了孟子这段议论后,还是不能接受,还没有说出“请尝试之”的话。孟子察言观色,知道宣王心里还有障碍,那就是通过战争来称霸天下的“大欲”。这个“大欲”不去掉,王天下的大道理是听不进去的。经孟子“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一激,宣王不得不承认自己所怀着的“大欲”,但还是不肯具体说出它的内容。孟子于是就故意提出“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五项,旁敲侧击地衬托出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称霸天下的“大欲”。接着又用“缘木求鱼”的比喻,小不敌大、寡不敌众的道理,使宣王死心塌地地暗中承认这种“大欲”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能破才能立,于是“发政施仁”“制民之产”,便能得到宣王的接受了。孟子使宣王去“大欲”的一番话,是本文层次上的第三个波折。这些波折,使文章跌宕生姿;但这决不是故作曲笔,为波折而波折,而是启发宣王在认识过程上的曲折性的反映。

“盖亦反其本矣”至“孰能御之”一段话,已使宣王接受了孟子“发政施仁”的主张,所以说“请尝试之”。自“无恒产而有恒心”至结束,是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贯穿着全篇的各个组成部分;又表现了本文结构上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的特点。

本文的艺术特点,其次表现在与本文思想内容相适应的修辞方法。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比喻是一种修辞格,是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之一,大多数比喻,既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又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本文用了好几个比喻,具有这样的特征。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突出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做,“不为也,非不能也”。“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也是形象的比喻,说明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后者不过是举手之劳。这样,“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就异常鲜明而突出了。“天下可运于掌”这个比喻,也是具体而形象的。“缘木求鱼”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许多比喻一样,已变成成语。爬到树上去捉鱼,除非有神经病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鱼在水中而不在树上,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而宣王以区区之齐,要战胜力量八倍于齐的各诸侯国,和“缘木求鱼”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本文用的另一种修辞格,是“排比”,这在孟子文章中也是常用的。“同范围同性质的事象用了结构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但句法上的排比,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容上的问题。陈《文则》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所以排比句法的运用,可以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并增强文章纵横捭阖的气势。如文中:“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恩焉”,“为肥甘不足于口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王发政施仁……皆欲赴愬于王”,“五亩之宅……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等。以上所举的例子,从形式上讲,是排比,是反复,句式在整齐中具有参差的美,读起来气势很盛,声调铿锵,是富于音乐性的。从内容上讲,这种修辞,又能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像“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五个排比句,描绘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效果,在宣王面前展现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美丽远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四个排比句,也形象地写出了小农生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情景,这不但加强了思想上的说服力,而且加强了情绪上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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