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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长篇叙事材料的处理──兼谈《过秦论》对写作的启示
更新时间: 2024-04-19 21:12:45

写议论文,不可不用事实材料,然而许多学生对较长的叙事材料却不善于处理:或不加选择,全盘照搬;或不辨轻重,详略失当;或不作分析,观点欠鲜明。《过秦论》一文用大量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在叙述史实时,作者又力避平铺直叙,而根据表达观点的需要,作了各种技术上的处理,对中学生写作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论文对长篇叙事材料的处理──兼谈《过秦论》对写作的启示

一、根据观点,截取材料

秦国若从公元前770年开始为诸侯时算起,其历史可谓久矣,经历的君王可谓多矣,史迹可谓浩繁矣,如果一一写来,不仅有拖沓之嫌,更主要的是有些史实不能足以证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观点,于是作者只从公元前361年即位的秦孝公开始叙述秦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取秦孝公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的史实呢?因为他们承接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的策略,使秦国逐渐强大,以致诸侯恐惧,“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这便进一步证明了全文的观点。以上均为正面材料,接下来作者根据观点的需要,又选取反面的材料(“仁义不施”)来论述。秦国统一以后,“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说明秦国不仅不再施行仁义,反而以人民为敌,使攻守形势发生了变化。至于最终灭亡,不亦宜哉!可见定向取材,不枝不蔓,文章的观点才鲜明有力。

二、服从观点,调配材料

材料截取以后,孰轻孰重,孰详孰略,还要根据观点的需要,作合理调配。《过秦论》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可以说匠心独运。文章对秦孝公时的“兴”,“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时的“强”,“及至始皇”时的“盛”都作了较详的叙述,有的甚至还用反衬的手法进一步突出,其目的是为文章的中心更加鲜明突出。又如对九国人才一一列举,可谓详备之至。一般人认为用“人才济济”四个字来概括也未尝不可。其实作者是以极言九国人多势盛,来反衬秦之极其强大,为最后一段的议论“蓄势”,如此强大的秦国,为什么最终灭亡了呢?这样就自然突出了全文的观点。

《过秦论》有时选材非常简略,即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作高度概括,如对始皇以前的孝文王、庄襄王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没有。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间,帝业虽已基本建立,然而尚遗留两项任务:一是扫尾工作,二是建立新帝国的规划。只是这些史实与全文观点联系不大,文中只以“拱手”二字作概括。再如,“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八个字,实际概括了前334年至前318年之间苏秦两次游说六国合纵攻秦,前298年魏、齐、韩三国联合攻秦,前247年信陵君率五国兵败秦于河外的史实。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横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宽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事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来加以表现。由于本文对史实作了高度概括,使人觉得文章饱满充沛,简练而有力度。

三、突出观点,分析材料

有些同学在引用了一大堆材料后,不作任何分析,只在最后用一二句话点明就结束全文,将观点硬塞给读者,观点与材料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材料,只是一种现象,若不进行分析,读者就不明白材料所揭示的意义,不明白作者引用的意图,就起不到文章应有的启发、警策、教育人的作用。《过秦论》则不然,在前面层层铺垫、定向叙述史实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围绕观点比照议论:陈涉之位与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的武器与九国的器械相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与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与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尽管如此,二者却“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令人不得不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接下来作者便照应总结全篇材料,归纳中心论点。“然秦以区区之地”以下四句照应第1、2段材料,“然后以六合为家”二句照应第3段材料,“一夫作难”三句照应第4段材料,最后照应上文“成败异变”二句,点出全文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既不唐突,又不生硬,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对材料进行分析的效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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