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于1972～1977年间陆续译为中文，开首的几章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环境地质与健康”上登载过，全书于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年后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国盛先生及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协同努力下，这本书得以纳入《绿色经典文库》再版。我们衷心希望，这本彪炳史册的著作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带来的启迪和推动，能够继续下去。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悠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1958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奥尔加．哈金丝(Olga Owens uckins)的信，诉说她在家居后院所饲喂的野鸟都死了，1957年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消灭蚊虫。这时的卡逊正在考虑写一本有关人类与生态的书，她决定收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起初，她打算用一年时间写个小册子，但随着资料的增加，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使论述确凿，她阅读了几千筋研究报告和文章，寻找有关领域权威的科学家，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在写作中，她渐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的一个朋友也告诫说，写这本书会得罪许多方面。果然，当《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一出版，一批有工业后台的专家首先在《纽约人》杂志上发难，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随着广大民众对这本书的日益注意，反对卡逊的势力也空前集结起来。反对她的力量不仅来自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集团，也来自使用农药的农业部门。这些有组织的攻击不仅指向她的书，也指向她的科学生涯和她本人。一个政府官员说：“她是一个老处女，干吗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时代周刊》指责她使用煽情的文字，甚至连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卡逊迎战的力量来自她对真情实况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她一遍又一遍地核查《寂静的春天》中每一段话。许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她的许多警告是估计过低，而不是说过了头。卡逊本无意去招惹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但她的科学信念和勇气使她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斗争。虽然阻力重重，但《寂静的春天》毕竟像黑暗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广大民众。由于民众压力日增，最后政府介入了这场战争。1963年，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结论。该委员会证实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1962年底，已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从生产与使用的名单中彻底清除。

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这场杀虫剂之争已过去35年了；当尘埃落定之后，许多问题变得明澈。第一，虽然DDT和其他剧毒农药已披禁产、禁用，但化学工业并未因此而垮台，农业也未因此而被害虫扫荡殆尽；相反，新型的低毒高效农药迅速发展起来，化工和农业在一个更高的、更安全的水平上继续发展。当环境保护刚起步之时，我们常在”要环保，还是要经济发展”的质问面前犹豫。在“经济——环保”这一矛盾面前，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才能扭转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寂静的春天》及其后的一段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第二，虽然卡逊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虽然一些剧毒农药被禁了，虽然尔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被实施了，但我们的环境在整体上仍继续恶化。每年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比解决的多，环境危害正由局部向大区域甚至全球扩展。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愈来意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推动了许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正在上升为导引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矛盾。道理是很筒单的，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的食物和与之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基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组织还有什么功效呢?20世纪后半叶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突飞猛进的时代。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星球上所出现的新思考中，全球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正确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如今，卡逊的思想正在变成亿万人的共同意识，这一新意识的觉醒正为人类社会向新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世界各国虽国情不同，但面对这一跨世纪改革时的痛苦思考是共同的。中国，由于她特定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条件，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会显得更如严峻。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有希望成为一片文明昌盛的人间乐土；若解决得不好，中华民族将会经历更深更苦的磨难。这是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关切和忧虑。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给《寂静的春天》作序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他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觉、全国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

“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时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面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

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地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地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

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

环境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

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农业产量得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

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地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

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锈剂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已下降了50％。

“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