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土地

闻一多艾青

1、了解时代背景，体会作者的爱国热情。

2、理解两首诗的意象及其象征意义。

3、理解闻一多反讽手法和音律美。

意象的把握

一教时

一、导入新课

播放《七子之歌·澳门》；歌词作者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幼年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研习绘画、文学。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是《红烛》，代表诗作有《太阳吟》、《一句话》、《洗衣歌》等。1925年回国，历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不朽诗篇。闻一多的诗歌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痛恨，抒写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艺术上，闻一多的诗歌想象奇特，结构整饬，形式整齐，音节和谐，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他在新诗格律化方面提出了“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二、新诗的鉴赏与阅读◎

新诗是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创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白话诗，是现代诗歌的主流。公木先生说：“把‘五四’以后的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称之为新诗，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这也就是新诗之所以新的所在。”这是公木先生对新诗特征的调试概括。在西方，美国诗人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中国的新诗诞生后，不断接受外来影响，并融合消化在自己的民族风格中，涌现了众多的艺术流派。以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为代表。

“诗言志”，诗中必有“我”，抒情主人公往往就是诗人自己。新诗则表现新的思想感情，反过来看，读诗当然不是纯理性的活动。而是读者的情感因素渗透其中，既要深入体会诗中的思想感情，又应力求把自己的感情和诗所蕴含的感情沟通。新诗的思想感情融于诗的艺术形象，融于诗情画意的意境。换言之，融有诗人情感的物象，即诗之意象。诗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生活景象相融合，形成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或氛围，就是意境。意境是意象的升华，其内涵则远远超过了个别意象的总和，其境界是整体的，给人以巨大美感。所以，体味鉴赏诗的美是要去感受诗的意象美和境界美。

诗歌的阅读鉴赏有两个层次：

首先，是对诗歌字面意思的理解，进而对诗歌表层意思作出概括；

其次，是对诗歌的表现手法作出评价，进而对诗歌的意象美和意境美进行欣赏评价，体会诗歌美的情感。

３．新诗鉴赏三步曲

（１）品读节奏美

新诗虽无固定格式（诗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但有内在的旋律与和谐的节奏。

（２）领悟意境美

意境是指作品中描写某种事物的达到的艺术境界，它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和谐统一的结果。

把情感化为可以古籍的形象符号、情感客观的对应物就是意象。

（３）欣赏主题美

三、朗读课文

四、课文欣赏

肮脏、污浊的死水（第2节）

（色彩、光泽上静态描写）

凝滞的死水腐烂变质的死水（第3节）毫无希望的死水

总起（第1节）（动态描写）总结（第5节）

沉寂的死水（第4节）

（以动衬静）

《死水》是闻一多的重要代表作之一。1925年诗人回国后，目睹了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产生了怒其不争的愤激情绪。本诗通过对“死水”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谱写，揭露和讽刺了腐败不堪的旧社会，表达了诗人对丑恶现实的绝望、愤慨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诗中的“一沟绝望的死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象征。诗人抓住死水之“死”，先写死寂、次写色彩，再写泡沫，突出了死水的污臭、腐败，把“绝望”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闻一多是新诗格律的倡导者和开拓者，《死水》则是他对新诗格律的“最满意的试验”。他强调要具备“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全诗5节20行，每一行都是9个字，且每节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节奏感强，富有音乐美。诗中运用了许多富有色彩的语词和物象，并以词藻的绚丽多彩反衬了内容之丑，使“死水”的面目越显可憎可厌。全诗5节，每节都是4行，每行都是9个字，既有外形的整齐感，又有内在的韵律感。《死水》为建立新诗的格律和形形作了严肃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五、研究探讨

1．揣摩《死水》中运用“不如”“也许”所表达的感情。

探究学习：诗文首尾两节运用的“不如”均表达了一种愤激之情，既然是这样“一沟绝望的死水”，那就让它丑恶到极点。“也许”统领第二、第三节，承首节“不如”的推测，想像添加“破铜烂铁”“剩菜残羹”在—绝望的死水”中可能出现的更为腐烂、污浊的变化，从中可看出诗人对“死水”彻底的厌恶、嘲讽之情。

2．抒写“一沟绝望的死水”的意义何在?由此可以联想到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探究学习：漠视“死水”的存在，无异于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而揭开“死水”的面纱，撩拨起污浊不堪、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的“死水”，更能唤醒那些被“死水”的表面现象所蒙蔽的人们，使之看清死水那腐败、丑恶之极的事实，从而奋起而消灭之，重建“美的所在”。这就是抒写“死水”的意义。

由此读者也可联想到像“死水”一样缺乏活力、粉饰太平、滋生腐败的丑恶之极的社会现实。

六、象征手法

死水，表面艳丽无比，实质上却腐烂之极；看似一沟“死水”，实为黑暗腐朽社会的写照。《死水》构思的匠心独运，语言的生动立体，给人以震撼，对那个特定社会的表象及其本质有如此深刻的揭露是本诗的特质。诗人鲜明的立场，决绝的态度激起浪千层，和着《死水》的节拍一浪高过一浪，拍打着爱心未泯的众生。积压在诗人心头的悲愤化作了一腔似火的激情，鞭挞那丑陋不堪、粉饰太平的社会现实，建造新世界的强烈愿望在诗文的字里行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七、反讽手法

即从反面或用反语来讽刺事物。诗中加速“死水”的腐烂后出现了一些“奇怪”景象，铜锈成了“翡翠”，铁锈除了“几瓣桃花”，“油腻”织出“罗绮”，“霉菌”蒸出“云霞”，“死水”酿出“绿酒”，“白沫”成了“珍珠”，“青蛙”叫出了“歌声”……这些怪异的现象，正是作者对死水一样的现实社会的无情嘲笑和讽刺。好像小丑却戴上美丽的花，三仙姑的脸上涂满了粉，还要扭捏作态，嗲声嗲气，人不像人，鬼不像轨，不如死了做个真正的“鬼”还有机会再生。同时暗含了作者对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种种伎俩的揭露。

八、作业

1．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那一句话给本诗作者的感情有相似之处？

2．比较《死水》与《一句话》思想艺术上的异同。

3．课外阅读闻一多的诗集《红烛》和《死水》。

附：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诈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一

1912年，年仅13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又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科学知识、文艺观念直到价值体系，无不深受其影响。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在美国，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办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却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1925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溶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的诗歌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我想这5、6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正当他们沉醉在象牙塔之中的时候，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漂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的情势中，闻一多只得举家返乡。然而家乡也不平静，北伐已经开始，湖北不久就成为两军鏖战之所。为了生计，闻一多又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但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时局没有平静过一天，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流血、屠杀、死亡……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闻一多再也难抑悲愤，象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不甚讲求修辞，但却充满火一般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却又是长久的沉寂。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徒有满腔热血的诗人又备感无奈，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不知何去何从，茫然无措……最终，他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心如止水，对世事过问无多而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二

从1927年夏到1946年夏被害止，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一转而为谨严深入的学者，将喷薄奔腾的诗情凝为冷静细密的考订，从“向外”的渲泄改为“向内”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转变，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变化。直到1943年秋参加“民主运动”之前，他一直过着避世的学者生活，甚至抗战初期避难云南时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古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取得如此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再三。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学术”尤其是传统“国学”，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的学生、著名“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萃，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同样，胡适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

三

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国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7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一九四四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支脚”。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

四

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但是，每个个人的转变又都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因素。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从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却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吴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在地下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走笔至此，则不能不令人顿生万般感慨：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华岗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捕入狱，“文革”中更是备受磨难，于1972年瘐死狱中，直到1980年始获“平反”，只可惜斯人已去；罗隆基在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于1965年在孤寂中病逝；谁也没有料到，1965年秋对吴晗的批判竟成为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的序幕，吴晗与妻子袁震在1969年双双被迫害至死，他们尚末成年的女儿也惨遭迫害而精神失常，只得以死相抗，在1976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2岁的年轻的生命……面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一种殉道般的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那遥远的少年时代读过的高尔基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竟如此鲜明地涌跳出来，字字如重锤击胸，使人喘不过气来：“要是人们都不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也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

徐志摩：《猛虎集.自序》，《徐志摩选集》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闻一多：《给饶孟侃先生》，《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见《现代评论》二卷三十九期。闻一多：《给臧克家先生》，《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15页。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34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06页。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怀人丛录》第15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年3月1日。闻一多主讲、际戡笔记：《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凌风：《回忆闻一多同志》，《光明日报》1950年7月15日。见吴晗：《哭一多父子》，《周报》第46期，1946年7月18日；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8月7日。高尔基：《母亲》第195页，

我爱这土地

一、导入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爱自己的祖国！穿越时空，只有一种感情能将民族的心联系起来，那就是对祖国深深的爱。早在1938年，著名诗人艾清就眼含热泪地对祖国母亲唱了一首深情的赞歌——《我爱这土地》。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写于风雨飘摇的1938年。那时日寇的铁蹄正肆意践踏着祖国的大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诗人无法抑制的拳拳爱国情终于喷发出来。他拿起笔写成了《我》，从此，这首诗在抗战时期广为传诵。

二、朗读

三、分析重点：

1、意象（让学生找出，并在前面加上定语）

诗中的“土地”“河流”“风”“黎明”四组意象是有象征意义的。“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意象展示了大地遭受苦难、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永远汹涌着”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抒写了人民的悲愤和激怒，象征抗战力量的日渐壮大和那风起云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是苦难人民的希望和抗战胜利的“黎明”。

2、诗人为什么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结合语境，我们可知，“”对“土地”“河流”“风”“黎明”的歌唱是持续不断、不畏艰险，指导生命的终结。

“我”这只鸟不是白灵，也不是蓝天中啼叫的黄鹂，诗人在诗中仅仅选用了“嘶哑”一词，就把杜鹃啼血般的奉献者的形象赋予了悲愤的爱国者，它充满着因沉重的苦难和忧郁的负荷而生发的焦灼与浩叹，传递着与时代同步的忧患诗情，所以用“嘶哑”一词十分传神。这里如果改用“珠圆玉润”“动听”“柔弱”等别的字眼，就不能使人体味到歌者经历的坎坷、悲酸和对祖国、对土地、对人民执著的爱。

3、感情——强烈的爱国情——永恒的主题

诗人先把自己幻化成一只不屈的鸟，具备了歌唱的天赋，具备了广阔的视角。它为我们的土地苦难的历史，为我们悲愤的人民，为那风起云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歌，死了，也要使自己融进祖国的土地中。诗表现出一种“沉郁”的感情是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爱得深沉的内在感情的自然流露，因而格外动人。同时，诗人对祖国的“黎明”抱乐观的信念，所以，对可以预期的光明幸福的未来，也唱出了一曲深情的恋歌。

最后，诗人炽热的爱国情感激流再次升华，用直抒胸臆的自白点燃了情感爆发的导火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诗在此呼应了标题，省略号的运用再次表达了这份“爱”的凝重。这两句，曾激起了多少炎黄子孙的共鸣啊！之所以不断地为人们所引用，所莫送，长久的感动人们，成为有口皆碑的名句，是基于它的诗性的直觉的语言对我们的心灵世界所造成的冲击。“为什么……？”“因为……”这种句式组合，直抒胸臆，情如潮涌，酣畅淋漓。

四、练习

对课文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诗人未用“珠圆玉润”之类词语而用“嘶哑”来形容鸟儿的歌喉，使人体味到歌者经历的坎坷、悲酸和执著的爱。

B．关于“土地”“河流”“风”“黎明”的一组诗句，抒写了大地遭受的苦难、人民的悲愤和激怒、对光明的向往和希冀。

C．“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两句诗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土地的眷恋。而且隐含献身之意。

D．“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中的“我”，指喻体“鸟”而不是指诗人自己。

简析：《我爱这土地》一诗是艾青在抗战时期的名作，四个选项分别着眼于诗歌所抒发的情感，形象所蕴含的意义、文字表达技巧等，其中C、D两项，一说“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土地的眷恋”，一说“诗中的‘我’，指喻体‘鸟’而不是指诗人自己”，构成明显的矛盾项，必有一误。答题时便可从此入手，细作分辨。读诗可知，“我”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其形象的特点是“爱这土地”，诗题已很明确。至于诗中写到“鸟”，是对“我”拟物，以丰富“我”的形象，“鸟”不是全诗的形象。再说，这最后两句诗人已从比喻的境界返回现实，是诗人在向读者直抒胸臆，因此，根据这一形象特点，我们就不难判断D项为不恰当的了。

五、作业

仿照“为什么……，因为……”句式特点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