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在谈论克隆，那么究竟什么是克隆呢？克隆是英文单词 clone 的音译，它是一种人工诱导下的无性生殖方式。那么什么是无性生殖呢？其实我们已经见得很多了，比如我们在小河沟中常见到的水螅，水螅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也会在身体上长出多个芽体，这些芽体生长到一定阶段，基部脱离母体，发育成新的个体，水螅的这种出芽生殖就是无性生殖的一种，也就是不需要雄性和雌性结合的繁殖方式。

在自然的生殖方式中，高等动物和人都是有性生殖的。当然，克隆不会也不可能按照低等生物的模式去培育新个体，克隆的基本过程是先将含有遗传物质的供体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除了核的卵细胞中，利用人工刺激的方法让两者融合在一起，然后促使这一细胞分裂繁殖，发育成胚胎和新的个体。用这种方法培育出的新个体可以继承供体的生物特性，而与受体生物没有太大关系。

１９９６年７月，历史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dolly），在英国苏格兰诞生，成为世界上最受注目的羊。《纽约时报》称：“一个成年哺乳动物的克隆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技术是如何超出引导它的道德和社会伦理的。”随之而来的是克隆鼠、克隆牛、克隆猪、克隆猴、克隆鸡等“克隆动物”在世界各地相继问世。克隆人呼之欲出，并重新引发了技术与伦理的激烈碰撞。

１９９８年１月，美国一位名叫理查德·锡德的科学家在芝加哥宣布了他的克隆人计划。此言一出，举世震惊。更是引起一系列戏剧性的连锁反应，大声呵斥者有之，呼吁立法者有之，学术批判者有之。当然，也有捧场者，如期望一解膝下无子的荒凉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科学家们对ＤＮＡ结构的研究获得成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科学家对“克隆蛙”试验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两件大事引起了有关克隆人的最初辩论，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人们普遍认为从生物的角度上来讲，克隆人是不可能的，不过是一堆“科学幻想”罢了。但是，１９７８年６月１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有４名著名生物学家认为克隆人也许会很快问世，由此带来的问题将超出今天的伦理、法律和社会传统的思考范围。

１９９８年，美国科学家由老鼠细胞克隆出来的５０只小鼠这一事实，说明克隆羊可以进一步缩减为一个简单的过程，在显微镜下就可以随意创造出克隆体。日本人培育出来的８头克隆牛也被认为是克隆技术的又一重大进步，克隆牛的成功率为８０％。专家们推断，今天克隆人随时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不能不触发更为实际的生活伦理思考。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教授西沃尔指出，克隆人是无法阻止的。“如果有家庭需要，克隆就可以使孩子们诞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帮助不孕者的角度，美国芝加哥肯特法学院的安德鲁教授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如果克隆技术和现在的生育技术一样有效，而且成本更低，那么，医生们可能觉得克隆人是合乎道德的。克隆人对于试管婴儿、借腹怀胎者来讲，不过是一种新的生殖方式。但是西沃尔则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孕治疗的问题，也不是在人工受孕基础上的简单跳跃。

与克隆人相关的医学研究是克隆人体胚胎干细胞，英国科学家绘出了新的蓝图：采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利用人体细胞克隆出早期胚胎，让它在实验室里发育６～７天，然后阻止它继续发育，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由于这种细胞具备分裂人体各种细胞的能力，可用来在体外培育出与提供细胞的个体特征完全相同的细胞、组织或器官。

根据英国科学家的乐观预测，该项技术可再造人的神经组织、心脏肌肉、骨骼组织、皮肤组织、血液细胞、并节组织、肝脏组织、眼组织等，可以有效地治愈眼病、心脏病、心肌梗塞、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癌症、骨髓病、帕金森氏综合症等许多困扰人类的疾病，并解决器官移植中排异反应和供体器官严重缺乏的两大难题。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它的实用方面，它还可以揭示生命发育的奥秘。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干细胞、观察它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将有助于了解一个人类受精卵如何精确地分化发育出各种完全不同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命个体发育中的调控、生命起源与意识产生并列为生命科学的三大难题，因此观察胚胎干细胞在体外的生长过程，对弄清上述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随着克隆技术的日渐完善，一些专家们相信，一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尝试着克隆人。“当第一个克隆人睁开他或她的小眼睛的时候，新的纪元就开始了。”然而，这才仅仅是开始，随之而来的近期结果将不能不使人担忧它的负面影响。例如，备受关注的克隆羊，情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一是衰老速度比正常羊快。一个有趣的科学和哲学问题是，它们的“生物年龄”和“出生年龄”不符。多利的ＤＮＡ取自一只６岁的老羊，多利的出生年龄已有３岁，按ＤＮＡ推测，它的生物年龄应该是９岁。换句话讲，它即克隆了基因，也克隆了年龄，即“多利是披着羔羊皮的老羊”。人们不禁要问，从一个５０岁的人那里克隆出来的克隆人可以活多久？二是不明原因的死亡率过高。英国罗斯林研究院的“克隆羊之父”威尔姆穆特估计，由于程序的不稳定性，５０％的克隆婴儿将胎死腹中，而出生的婴儿中有１／５将面临夭折。

克隆人还将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因为，“克隆”技术仅是“复制”，而“两性”繁殖将出现基因的新的组合。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的前途不利，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无性繁殖自有其限度。利用体细胞生产各种克隆体虽数量无限，但质量无法保证。从遗传的角度而论，通过父母的结合使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相混合，有可能使子女在质量上超过父母，单靠体细胞做无性繁殖，子女的质量根本无法超过母体。在自然界，生命繁殖开始时都是无性的，后来才发展成为有性。有性繁殖增加了变异的可能性。无性繁殖导致群体的每个个体都一样，从而增大了这个物种被消灭的风险。而有性繁殖则使生物的可能变异在群体中大大增加，从而增强了物种的竞争力、适应力。这是生物进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生物需要多样性，人类同样需要多样性。如果人类都“优生”成为理想之人，很可能一种怪病毒就会使全人类遭到灭顶之灾。

克隆人引发的争议已涉及到世界范围。近年来，科学技术专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政策分析家、伦理学家及有关国际组织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发表声明，提出建议，呼吁立法。我国政府也表明对克隆人的立场：不赞成、不支持、不允许、不接受。

围绕克隆人问题，目前人们的疑虑多为，想象和推论。有些人乐观地渴望着通过克隆制造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明星和英雄等杰出人才；有人则悲观地担忧克隆出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一批残暴的恶魔。实际上，这些设想是不现实的。一个人的智力、思想，是由先天遗传性与后天的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成果。另外，克隆的“伟人”或“恶人”即使把其细胞核中所有的基因都保存下来，由于这些基因是处于另一个生命的卵的细胞质中，所以基因的表达会受到细胞质的调控，不是一成不变的。很难想象，２１世纪能克隆出与２０世纪的爱因斯坦一模一样、在科学上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一旦克隆人流行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复杂而纷乱。比如说，如果一个妇女生育了自己的克隆人，这个孩子该是她的女儿还是妹妹？再比如，这个孩子长大后与她母亲相貌酷似，这会给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又比如，如果父母生了一个克隆儿子后离异了，这时，母亲每天看见世界上她最憎恨的那个人的“复制品”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应该承认，克隆人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使生育与男女结合紧密联系的传统模式发生改变，降低了自然生殖过程在夫妇关系中的重要性，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乃至颠倒，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观与义务观。尽管由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的不同，使伦理观也因国家、民族等的不同而不同。人类一旦从有性繁殖转为无性繁殖，夫妻、父子等基本的社会人伦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克隆人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他们类似于“一卵多胎同胞”，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这将在伦理道德上无法定位，法律上的继承关系也将无从定位。试问，“克隆人”有无在“生物学父母”“代理母亲”和“社会父母”中选择父母和更换父母的自由？抚养“克隆人”的义务和权利归属于谁？“克隆人”对谁的遗产具有继承权？从医学伦理角度审视，可以发现这些父母都是不完全的父亲和母亲，可说是父将不父，母将不母，子将不子，地道的“三不像”。在这样组合的家庭中，伦理的模糊、混乱和颠倒，很容易导致心理和感情上的扭曲，播下家庭悲剧的种子。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段：达摩克里斯总梦想着坐上众神之王的位子，于是宙斯请他上来一坐，当他真的坐上王位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人类似乎也面临与达摩克里斯相同的问题，既创造了高科技文明，也把头顶的这把剑磨得异常锋利。同样，克隆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应在向前飞奔的时候，抽空看看头上的这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