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卓越的政治家王安石，是大家熟知的。他不顾大地主官僚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推行著名的变法。列宁称道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从“理财”和“整军”两方面着手，颁布一系列新法，发动了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尽管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他的斗争与革新精神还是应该给以一定的评价的。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主张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的一些议论文，往往都既是杰出的政论，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在对历史人物伯夷的评价上，就表现出他的不同见解。伯夷，“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人，有人却颂扬他。王安石则认为“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伯夷》）分清了武王的仁与纣的不仁，表现了一个政治改革者的看法。又如《答司马谏议书》等等，这些作品，内容多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性，表现了作家的进步思想；在形式上，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政论文，不管长篇还是短制，都结构谨严，说理透彻，坚决明确的思想性和凝炼矫健的艺术手法相结合。所以历来都把它们当成政论文的典范来传诵。
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又超过了他的文章。这是因为他的诗作内容充实，涉及的生活面很广泛，提出了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因为诗作的艺术上也比较动人。他在短诗《河北民》中描绘了宋代统治者的虐政和民不聊生的惨状，在《收盐》中敢于明写官逼民反的事实，在《叹息行》中又能同情被镇压的反抗者，等等，流露出作者的愤激心情，从而使人读后突出地感到有变法的必要。王安石的罢相带来了创作上显著的变化是写景诗代替了政治诗的位置。历来的文艺评论家非常推崇这些写景诗，认为王安石并非只长于说理，他的捕捉形象的本领也是很强的。《泊船瓜洲》就是素为人们爱读的诗篇之一。
总之，王安石反对北宋初年浮靡的文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既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有不容漠视的影响，又开有宋一代诗风。那么，说王安石在文学上也是革新家，决不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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