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梁漱溟晚年回忆说（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李大钊牺牲后，他立即由西郊赶往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一面看视守常装殓”，他还通知吴弱男夫人参与死者的入殓（李大钊生前曾是章宅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

时章士钊早已是“文武北洋”中的一员，不过，从李大钊牺牲前的“首都革命”和“三一八”诸事件之后，他已经“身名狼藉”、一身腥膻而处于被逐的角色了（这在如今其后人的描述中有了别样的说词）。不过，“章老虎”毕竟只是“文”的北洋“纸老虎”，他和赳赳武夫只知杀人的“武”北洋不同，即他主张“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于是，当李大钊即将有不测之险时，即当他从杨度处听闻其将遭逮捕的消息后，即急嘱吴弱男赴苏俄使馆通知李大钊。此后，梁漱溟邀之一同出面“先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作霖之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梁漱溟问答录》）。章士钊自信向杨宇霆、潘复托请，可令张作霖首肯不杀李大钊，然而，“其结果直到守常被引出就刑时，眷属方释放回家”（同上）。此后章士钊夫妇祭奠李大钊并慰问了李大钊夫人和其子女。

记得“文革”结束不久我从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上看到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６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１３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２０元，后梁漱溟等各捐５０元、马叙伦等各捐２０元、李四光等各捐１０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５０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１０００元，陈公博３００元，戴季陶１００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或曾是“盟友”，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公祭举行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长李书华、农矿部长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