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传记通例 ，开篇先叙传主之姓名籍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亦循此例，却有意同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传主生于何时，长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这位“五柳先生”简直是天外来客。唯一与传主身份产生联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树”而已!

沈约《宋书·隐逸传》引《五柳先生传》且评之曰，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陶宅之旁广种柳树，可视为“实录”，此有陶诗为证。《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拟古》：“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然作为一篇“自况”之文，“五柳”这一自然景观仅仅是陶渊明“因以为号”的触发点，却完全不能解释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篇》中指出：“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正是针对世俗有感而发，意欲“破除”此种卖声名、夸门第之社会风气。

魏晋时代，门阀制度盛行。曹魏制订的“九品官人法”赋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权。朝廷于州郡设立中正，评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当然获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与官职中国之高低挂钩。于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显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的局面。这种制度，延续到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达到鼎盛，以致“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姓族人，无寸进之路”(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终东晋之世，朝廷权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手中，成为门阀制度高峰期的显著标志。

上层如此，士流趋鹜。族姓阀阅既成为进入仕途的根本条件，世家士子，视门第作铁饭碗，郡望作护身符，族谱作通行证，至于德、才二字，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于是整个社会弥散着一种重门阀轻才德的社会风气。士人“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刘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荣光、托庇死人余辉为荣，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

对这一世人司空见惯的现象，陶渊明冷眼观之十分不满。“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这种不趋流俗的个性，注定了陶渊明与门阀之风的不调和。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郡望、门第、宗谱一概阙如，看似不合常规，其实是对时风世俗的反拨。自号“五柳先生”，是对门阀制度的一种揶揄，对世族名士的一种调侃。陶渊明以“不知何许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详其姓字”嘲弄了门第之高贵，以“宅边五柳树”嘲弄了地位之显赫，以“不慕荣利”嘲弄了官爵之矜夸……可以说，陶渊明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东晋门阀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渊明遗世独立清高绝俗的个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晋宋并享誉后世，王、庚、桓、谢四大豪门虽然煊赫一时，而今安在哉!

当然，陶渊明不是“天外来客”，虽非名门望族，其家族渊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饰。其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亲陶敏担任过中低级官吏而后归隐。陶渊明在《命子》《赠长沙公》《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诗文中列举过这些事实。陶渊明的自述宗谱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陶渊明以辞官归隐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价值，而“五柳先生”这一称谓，正明确地表明了诗人与世俗观念的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