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８岁末，钱老钟书乘鹤仙去，按照民间说法，以此九旬高龄而去，亲朋好友，自遵天命即可，过分悲痛就免了。所以鄙人倒也没有太在意杨绛先生的悼词。（王小波故去之时我可是怀着十二万分悲痛兼敬仰的心情七次拜读李银河博士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的）引起我感慨的是：钱先生获得的身后盛名，来自各阶层各角度的极高评价——甚至在一贯藏龙卧虎怪论迭出的网上，对钱先生的评论，也是惊人的一致。于是我忍不住想：钱老是最后一位“文化巨人”吗？他为什么一不留神成了一个伟人？

提起钱老，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围城》。《围城》我看过两遍，说实在的，都没有找到那种醍醐灌顶、顶礼膜拜的感觉。印象最深的倒是作者那种调侃，那种来自于深厚文化素养的冷幽默。不过凭这点就让《围城》挤进“文学巨著”这个“围城”，似乎太勉强了些。因为这种钱氏幽默，并不比后来王朔的“王氏调侃”或者余秋雨的“余氏随想”有质上的高明。而后两人，在１９９８年末文化评论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寻找大师”活动中，也不过仅仅获得“傲死卡”提名奖入围而已，堪堪算是“准大师”吧。（最后结果是：大师奖：空缺。）

至于被世人反复咏叹的“围城心态”，窃以为，并不是作品本身有那么大感召力，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道明他们演绎的那部优秀电视连续剧。这只是严肃文化和流行文化良好融合的一个典范。这个道理相当于，不管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还是莫言的《红高粱》，到了张艺谋手里，马上就会由洗脚温水变成可以沏茶的滚烫热水。

钱老的《管锥篇》和《谈艺录》，于我这样的粗通文字之辈，自然只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份。虽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见过，看看那高深莫测闪耀灵光的封皮，终于只是恭恭敬敬朝书鞠了一大躬，转身径自去了。不过暗想，自古以来，曲高和寡，确是真理，君不听，九百年前，岳飞先生就仰天长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钱老以如此阳春白雪之物，应无团结如此广泛人民群众之理。

呜呼，为文之道，有破有立。小生微醉之余，絮絮叨叨扯了半天，浑不知所述何物。列位看官，容我这就图穷匕现，祭出观点。

我以为，钱先生只是一个踏踏实实作学问的普普通通的学者，在那个许多人近乎丧失理智的狂热年代，钱先生携妻隐居，沉湎古籍，逃避政事，甘为隐士。

二十余年后的某一天，人们突然醒悟过来，开始反思，开始批判。巴金老人开始不停地“随想”。所有的眼睛突然全部睁开，所有的声音突然全部出来，所有的手臂都在摇动着高呼：批判那个时代的媚俗！问题是，第一个开始批判的人，是天才。第一万个，是人才。而第一百万个，就成为人云亦云的庸才。当所有的人都在批判媚俗的时候，批判媚俗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一种新的媚俗。

于是，人们在唾弃了那些老媚俗之后，也对“批判媚俗”这一“新媚俗”失去了热情。于是，人们想起了那些外围的不相关的人们，想起了钱钟书们。其实，钱只不过像一个最传统的穷酸秀才一样，闭门苦读，青灯良伴，浅吟低唱。他只不过站在原地，可是当那个时代的地平线沦落之后，他就显得比别人高大。他只不过那么自自然然地活着，可是当许多人都染上瘟疫以后，他就显得比别人健康。是的，人们怀念钱钟书，与其说是怀念他的小说，怀念他的学问，不如说是怀念他在那个疯狂迷乱时代里的、自由思考独立学术的精神——一种原本应属于任何一个学者的基本的精神。而任何基本的东西，在普遍缺乏的时候，都弥显珍贵。所以说，人们对钱钟书的怀念，我以为，是一种对真正文化的怀念，对真正学术精神的怀念。而这种怀念的根本，还是对那个时代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