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念刘和珍君》《文学和出汗》，涉及的现代文化名人有：林语堂、章士钊、杨荫榆、陈源、梁实秋等。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先生，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日病逝于台北，正值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甚高之时，海内外学者高度评价梁先生的学术成就，大陆的新闻媒介也报道了梁先生晚年的思乡之情。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梁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怎样评价鲁迅当年批评他的作品呢？上述其他几位先生，逝世时虽然没有赶上８０年代中期的历史条件，但章士钊乃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林语堂成就卓著，海外的评价颇高；杨荫榆、陈源也决非一无是处，那么，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当年对他们的批评呢？

上述文化名人全都后于鲁迅逝世。杨荫榆卒于１９３８年，陈源卒于１９７０年，章士钊卒于１９７３年，林语堂卒于１９７６年。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们的一生做出全面的评价，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此外，鲁迅终其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这几位文化名人的批评，既无法律效力，亦无行政措施，对被批评者构不成人身伤害，这又是常识范围内的事。至于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未能正视林语堂、梁实秋、陈源的文学成就，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我们对这几部文学史的编写者尚且不可以苛求，何况１９３６年即已辞世的鲁迅呢？这也是常识范围内的事。

一个人一生所走的道路与他在某一阶段的表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一个人的一生由若干个阶段组成，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后者，也就没有了前者。说它们有区别，是因为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有些知名人士的一生是漫长而曲折的，某一阶段的表现不能代表他的一生。章士钊曾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在２０年代中期反对进步的学生运动，难辞其咎，鲁迅当时批评章士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瞿秋白所说：“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论及章士钊，是因为他当时是某一种社会势力的代表。作为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北洋政府的政权性质决定章士钊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章士钊的政治态度决定北洋政府的政权性质。一个人的历史既是自己写的，又不是自己写的。鲁迅对章士钊的批评，只适用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任职这一阶段，不涉及他此前的表现，更没有预测他的后来。我们今天评价章士钊，则应顾及他的一生。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赴欧洲勤工俭学的学生；他确曾做过国民参议员，但也做过大学教授和律师，且著作等身；１９４９年，他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曾多次为国是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１９７３年，９２岁高龄的章老亲赴香港，名为“探亲”，实为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奔走。７月１日因病逝世。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挚友。

２０年代中期曾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也因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但这也只适用于杨荫榆任女师大校长这一阶段。１９２５年８月，杨荫榆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１９３８年，日军侵入苏南，“搜索财物”，“掠夺妇女”，杨荫榆精通日语，“见辄怒詈”，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寇杀害。杨荫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其敬业精神可嘉。在家乡沦陷的艰苦岁月，“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风骨凛凛”，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１９４９年，梁实秋移居台湾，此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在教学、创作、学术、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他的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在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在翻译上贡献卓著。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主编了《汉英辞典》，以英文撰写《中国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散文家、翻译家、学者。

斗转星移，鲁迅和他批评过的几位现代文化名人都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侧面。历史对人物的评价有其内在的规律。三国时期，诸葛亮和曹操父子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且长时期刀兵相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成就都给以充分的肯定。北宋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对变法的态度迥然不同，但这同样不妨碍我们今天高度评价他们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贡献。我们今天评价鲁迅和章士钊、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关系与功过是非，其标准和结论与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

１９９６年１２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