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

作者:陈其禄

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两岸依旧各自举行纪念活动，不过，今年多了段小插曲。

7月7日，95岁高龄的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籍退役上将郝柏村，受邀赴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老爷子神采奕奕，随口唱起了一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郝柏村可不是一般人。1949年金门炮战，他因有功受蒋介石点名表扬，从此在军界、政界青云直上。如此“蓝营将领唱红歌”，不仅唱出蓝绿口水仗，还唱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岛内沉浮史。

“以前，这是要杀头的”

这不是郝柏村第一次公开唱《义勇军进行曲》了。2013年8月，他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也是随口哼了两句，还补充说：“（抗战）那时候，全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唱。”

抛开政治，《义勇军进行曲》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民进党不吃这一套。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说，郝柏村身为“反攻”岁月的退役将领，唱这首歌于情理上说不过去；民进党籍“立委”陈其迈则痛批，若在两蒋时期唱这首歌，“随时要杀头的”。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有左翼背景的抗战歌曲遭“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特务机关）查禁，《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头号禁歌，尽管它在1949年前就红遍了台湾。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热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跨越海峡，成为台湾抗日团体的战斗歌曲。台湾光复后，为了推广普通话，学校不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也让这首歌一度流行。

它还成为学生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精神象征。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为反对贪官污吏、争取自由，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名举办一场游行，据亲历者回忆，队伍中人人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7年，它被国民政府正式查禁，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人间蒸发”。至于那些偶然出现在旧文艺作品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悉数进行消除处理。

例如，194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龙种》，内容讲述中国军民抗日故事，政治上可谓十分正确。只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背景音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麻烦。“警总”的解决办法是，收集岛内所有的《龙种》拷贝，销毁这首歌的原声音轨。

如是严禁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众场合消失了20多年。然而一场乌龙事件，令它因缘际会地被当局者重新提起：

本已不负责查禁歌曲的“警总”再次出手，把台视给查了个鸡飞狗跳，终于找到始作俑者：一位杨姓音效师。他没听过《东方红》，只是在一张进口的背景音乐唱片中发现它的旋律不错，就放进了节目里；由于它是禁歌，台里从上到下都没听过，就这么让《东方红》蒙混过关。

《东方红》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蒋介石统治晚期，台湾政治氛围表面上肃杀，实则日渐松弛。1973年，查禁歌曲的职责由“警总”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笔杆子”管理者只是下令歌曲出版、播送前一律事先送审，每周一次的审查会议也是敷衍了事，结果捅出了大娄子。

事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有关部门组织了培训班，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系列禁歌，供各机关、媒体“辨识”。

至于那位音效师，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不知怎么就“解禁”了

在公开场合，《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直到1985年，有个女作家公然打破禁令，在一场有几千人参与的演讲会上唱起了它。

她叫三毛，很早就说过“两岸不能再分离了”。以台湾威权时代的背景，三毛此举就算不导致“人间蒸发”，也会成为被禁言的政治牺牲品。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如此“大逆不道”，三毛最终却安然无恙。

这与蒋经国的怀柔政策不无关系。连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决议创立的时候，小蒋都没有痛下杀手，何况唱禁歌这种“小事”。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及当权者个人理念下，许多足以无限上纲的越界行为，被当局似是而非地忽视了。

1991年，岛内正式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审查制度无限期中止，“警总”也于次年正式裁撤，就算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被告状，也没人管了。

于是，抗战老兵在聚会的时候唱，党外人士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唱，连曾经掌管军政大权的郝柏村，也在退役多年后公开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