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国也》节选自《孟子·梁惠王上》，全文气势充沛，喻理生动。通篇未着一个“仁”字，却淋漓尽致地折射出“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光辉。孟子认为梁惠王要想“使民加多”，在诸侯中称王，必须实行仁政，而实行仁政的措施就是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进而“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对百姓进行教养，使民心归顺。至此，百姓安居乐业，“黎民不饥不寒”，王道可成了。它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独倡王道，论述了行“仁政”和“王天下”的关系，使之成为《孟子》全书的总纲。北宋哲学家程颐曾评论说：“孟子之论王道，不过如此，可谓实矣。”

如何正确理解“富庶”与“王道之成”？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刘向《战国策序》）。各国诸侯争城夺地，角逐武力，蚕食鲸吞，征战不断；人民徭役繁重，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社会混乱，礼制崩坏，世风倾颓，剧烈动荡。权势与暴力被推崇，霸道被视为天道，攻伐凌侵被视作合理，由大国以“力”统一天下的态势已初步形成。魏国曾是强国，但在梁惠王统治期间，连遭强秦重创，内忧外患，以至都城由安邑迁至大梁。本文写孟子在魏国期间与梁惠王的一次谈话。为了更好地理解“富庶”与“王道之成”的道理，让我们先来看看孟子一贯的思想和主张。孟子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篇》），他把“人众”与“国富”并列为称霸天下的根本。因此，他全面鼓励增加人口；他还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牧民篇》）来强调培养人才，提高人口质量。可以说，增殖人口，是时代前进的需要和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于人口的决定性作用，梁惠王理所当然会为“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忧心忡忡。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战争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人口减少、地广人稀、兵员和劳动力匮乏。为达到富国强兵、拓扩疆土、问鼎天下的目的，各国诸侯的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地争夺、吸引和控制人口，以增加劳动力和兵员，发展生产力。所以，孟子抓住梁惠王“邻国之民不加少，寡国之民不加多”的疑虑，即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的心理，来宣传“仁政”的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的政治目的。

如何正确理解“制民之产”与“王道之成”？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对我国上古社会的民本传统和孔子的仁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发展文化，普及教育，使百姓“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明人伦，知廉耻，形成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优良社会风气，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在“庶”和“富”的基础上，才能改善和提升人民素质，凝聚人心，以加强国家的生存力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将难免在列国的激烈竞争中落后挨打。这既是“仁政”的丰富内涵，也是任何制度的国家求富强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孟子提出的要“教民”首先得“养民”的主张，具有哲学思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深刻阐述了“王道之成”的道理，为梁惠王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美好的社会前景。即施行仁政的措施就是关注民生，休养生息，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不征调百姓服役而耽误生产时节，不狂捕滥捞，不忽视时令伐木，牲畜不误繁殖，不误粮食播收，种桑养蚕织布，“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解除后顾之忧，百姓衣食安则心安，从而稳定人心，巩固政权。然后再兴办教育，使人人知廉耻，人人讲礼义，引人向善，倾心归附。至此，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王道可成”。

如何正确理解“好战”、“尽心”与“王道之成”？孟子散文善用众多的比喻和寓言，从而生动、有趣、有力地陈说事理，辩论是非，富有雄辩性、鼓动性和逻辑性。梁惠王自以为自己对于国家较他国国君尽心，自己的政策比邻国好，邻国之民会自动投奔他。可是，邻国之民不见少，自己的国民不见增多。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增加兵源，老百姓看穿了他，又怎会来“送死”呢？孟子针对梁惠王“好战”的错误，以临阵脱逃为喻，并且列举出“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的设喻风趣地说明魏国的政策和邻国的相差无几，本质上讲都是虐民暴政，所以不必希望民之多于邻国。本体和喻体的贴切，使之充满了逻辑的力量。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以梁惠王“好战”为喻，启迪对方思考。因此，“五十步笑百步”巧妙地指出梁惠王所谓“尽心”于国其实与邻国之政相差无几，本质上都是虐民暴政。要从根本上使国民增加，必须施仁政，行王道。“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这不但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而且要求梁惠王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

──原载于《现代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