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搅得文坛上七十多年确也不宁静，惹得教坛几十年实在无所适从，激得学海里几十年波浪翻滚。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教中学语文二十几年，也经历了多次的“不宁静”。有冠以政治色彩的“现实说”，是黑暗现实使他苦恼；有朴素的“家庭说”，是家庭矛盾和生活重压使他忧愁；有低狭的“怨责说”，是妻的不理解使他孤寂；也有庸俗的“庸劣说”，是朱自清的“朽腐之绮念”在作怪；现在似乎占上风的是“家庭的贫困和冲突”与“社会的压迫”导致了心理的紧张和茫然，我权且把它叫做“生存说”。以上种种，都各有道理，都各有依据，这也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之所在。因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吗！那么我做为“一千个”中的一分子，也冒昧地为“哈姆莱特”画画像，以一个普通平常人之心，度一度朱自清这个普通平常人之腹，姑且叫做“爱情说”（大言不惭，也能称其为“说”），朱自清的苦恼、忧伤、孤独抑或是爱情的原因。

首先，我从朱自清先生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其他作品来分析。

朱自清，生于1898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又适值清未，封建传统道德的观念与生俱来，不然，取号何为要为“实秋”呢，因“秋”带“火”，而朱自清偏五行缺“火”，而他又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担负着承继之重责，应属“当室者”，于是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十一岁的他还不谙世事，“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至于媳妇如何，长什么样无从得知，只知是花园庄那个“最有趣的地方”的人“倒也仿佛理所应当，毫无意见。”虽然，这个女子比他大四岁，虽然未等圆房她便“痨病死了”，但也未见朱自清有什么样的反对和挣扎。这之后又有别家“正太太的大小姐”看中了他，而且是“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不如那家姨太太生的二小姐“苗苗条条”，尽管“事情就吹了”，还是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而吹了的，这也未见朱先生有什么样的反对和挣扎。再之后，又绍介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和亲生的一样”的小姑娘，但由于是“抱来的”，“母亲的心冷了”。也不见朱先生有什么意见，确“也这末想着”。这一系列的择偶过程，都是在他是“长子长孙”的前提下，又都是在母亲的操纵中，因“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而母亲颇为我的亲事着急”。直到后来，“光复那年，父亲因伤寒病”回家来，请了一位武医生来看看病，得知其有一女，“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见”，“接着便是相亲”，虽然有“就是脚大些”的误会，却也就居然嫁过来了，（以上引文出自《择偶记》）这就是他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名为“择偶”而实在是没有“择”的余地，这年是他十九岁的时候，即1917年，而正是这一年，他正式考入了北大哲学系。从择偶的过程看，不难看出他与“高觉新”有什么两样，爱情的甜蜜不知尝到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却承担了不少。

接下来，就是异地求学辗转任教，忙忙碌碌了十年，这十年中，家庭也起了很大的变故，前后出生六个儿女，母亲也逝去，父亲又给娶了继母，父子、（继）母子、婆媳之间的矛盾重重，妻也常生病，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经济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家庭重担压得这个“当室者”喘不过气来。所以，这十年，可以说，是他很难有甜蜜爱情的十年，并且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他曾说，“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给亡妇》），也经常打他的儿女们：两岁半的阿九，“关了门，按在地下打了一顿”；才过周岁的阿菜，“还不大会走路”，“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她便因此生了好几天病”。那时，“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可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以上出自《儿女》）。自杀的心都有过了，还说什么浪漫爱情，更多的是养活妻儿老小的责任和想摆脱而不能摆脱的苦恼，他说“那时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以上出自《儿女》）那么他摆脱什么？摆脱之时，又在寻觅什么？难道不想寻觅那种未曾有过的浪漫爱情吗？孰不知，他的妻本是不识几个字的，妻写回信还是“教人写一封复信”（出自《给亡妇》）。于是，在有了两个孩子时，即一九二三年八月，同俞平伯先生来到秦淮河，寻觅“歌妓”，也曾经“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的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当然他面对歌妓，也真窘了，并窘着进行了“灰色的拒绝”，拒绝之后，便“觉得很怅怅的”“更有一种不足之感”，那就成了“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这种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那么，他在“怅”什么，因何不足？为何不安？不言而喻。想是想来着，但“我”毕竟“受了道德律的压迫”，终于回去了，“梦醒了”，但“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以上出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种幻灭的情思不只为“歌妓”，也曾经为“阿河”——那个走路“又敏捷”，长得“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的阿河，那个“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的阿河，那个“我很想去掐她一下”的阿河，等到阿河八十块大洋又有新主时，“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了。”（以上出自《阿河》）这种朦胧的潜意识的对美貌女子的追求，也更深刻地反映在《一封信》中。信中描写台州紫藤花时，他写道：“谁知她的纤指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她们悬在那皴裂的臂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双臂，像胭脂又像粉。”“那丰姿更是撩人：云哟，霞哟，仙女哟”，这里的紫藤花抑或是妩媚的少女，迷人的少妇吧！当然最终只是“惦着她”了。从以上诸多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婚姻下的朱自清，对他的婚姻是不满足的，况且他又是一个接受了新知识的哲学系的大学生，他对自由平等，婚姻自主，浪漫爱情不会无动于衷吧？那么又怎样解释他的《给亡妇》呢？《给亡妇》一文写于1932年，即武仲谦去逝三年后，与陈竹隐再婚后，我觉得《给亡妇》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或许是一种失去的才觉珍贵，他们毕竟一起生活了十二年，我并不否认，他们夫妻之间的朴素情感，但只是距离他的追求远一些，况且《给亡妇》一文更多的是写妻子如何受苦，感激成份占上风，自己又是何其少的付出，自责成份浓厚罢了。

其次，我们再从《荷塘月色》本身去看他的“不宁静”。

月光本应以皎洁为妙，而朱先生却以为今晚的月“有一层淡淡的云，而不能朗照”“恰是到了好处”。今晚的月色是朦胧的，是苍茫的，朦胧中极能引出遐思，苍茫中尽显思绪悠远，那么思什么呢？是不是在思那未经的爱情？而这爱情又在何处呢？我想它既不一定在“歌妓”们身上，也不一定在“阿河”们身上，但又似乎就在她们身上，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他向往甜蜜爱情，他渴望美人，但这爱情是怎样的，那美人是谁，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没在他的妻身上。因了这不确定性，所以情也朦胧，月也朦胧，就连那缕缕清香，也“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那么若有若无，那么不可捉摸，就连“梦”也“笼着轻沙”了。

而月下的荷塘中的荷叶则如“亭亭的舞女的裙”，就连那花也“袅娜”也“羞涩”，“如刚出浴的美人”，而流水更是“脉脉”，杨柳的“稀疏的倩影”，也更见“丰姿”了，“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这一系列的描写无一不是作者想象中的美人形象，她们是那么的柔美，是那么的文静，又是那么的纯情，朱先生在生活重压下，难得一时独处，而独处时就自然要燃起心中所向往的爱情之火，因为他毕竟才二十九岁。爱什么人呢？在朱先生的眼中，美自然是在其先了，前文提到过“歌妓”“阿河”“紫藤花”都是很美的，所以就把心中所想所盼寄托给了这塘中的荷叶荷花们了。

想到兴奋处，很自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因为采莲的季节“是一个热闹的季节”，更是“一个风流的季节”。你看那“妖童媛女、荡舟心许，”互相嬉戏，两情相悦，是多么地美好，是多么地令人神往啊！

然而，非常遗憾，这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我”就是那《西洲曲》中的采莲姑娘，穿着杏子红的单衫，有着鸦雏色的双鬓，然而是“开门郎不至”只能“出门采红莲”，而在曾相会的南塘也未能找到，只好“低头弄莲子”“仰首望飞鸿”，只能“依栏眺望，思念情郎”，也只有借助风了，便有“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寄托和思而不得后的伤感，也就有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感慨。“我”不想有吗？想有是肯定的，但又囿于道德律的压迫，道义的遣责，那“参差的斑驳的，峭楞楞如鬼一般的黑影”，那阴森森的路，阴阴的树木，就连那似“渴睡人的眼”的路灯光，无一不是时时困扰“我”的阴影，刻刻窥视“我”的眼睛。那好吧，还是回去吧，妻已睡熟，现实就在眼前，道德、责任占了上风，想摆脱也摆脱不掉，想想而已，想想而已，在想象的爱情中得到一些愉悦，而爱情不可得则又平添些许苦恼，那么，也就只能在这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哀愁中生活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必把朱先生想得有多么伟大，有多么崇高，有多么纯洁，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可心猿意马，不可得的东西，想一想总归是可以的，这无可非议，也说不上是“腐朽的绮念”，他毕竟以理智战胜了情感，不是回到熟睡的妻身边了吗？所以，我也就近乎平庸地推断出这所谓的“爱情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