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感知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纭薄袄浞纭倍怠岸撤纭保庠谒得骱涞某潭龋脖砻髯髡叨浴把嗟睾钡拿舾小Ｕ庋窳拥奶炱缓谩熬执僖皇抑冢霾坏谩薄４印懊棵胺绯坌校窗俨介怠崩纯矗髡卟恢龉嗌俅纬⑹裕嘉弈味椤?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写郊游的所见所感。“欲出不得”的压抑并没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头，反而激发了他出游的热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数友”，如脱笼之鸟，飞出城门，来到郊外。但见长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旷辽远，一派生机。作者写景，主要写了水光山色，柳条麦田，以及游人的欢欣，鱼鸟的“悠然自得”。其中写水写山的部分是重点。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画，“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绘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鲜妍明媚”画出春山之态。然后，分别用两个长句作喻，水如新开之镜，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动。写柳条突出其“将舒未舒”的姿态，写麦田说其“浅鬣寸许”，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写人虽寥寥数语，却颇为传神。“泉而茗者，而歌者，红装而蹇者”，将品茶、饮酒、骑驴观赏诸画面合为一组镜头，虽曰“未盛”，已是热闹非凡。更有晒太阳的鸟，吸水戏浪的鱼，它们的快乐不亚于游人，仿佛羽毛鳞鳍之间“皆有喜气”。最后作者总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这一句回应首段，是对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对“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兴趣。“不能以游堕事”，这是对那些热中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无意于在政治上进取。何况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官，当然可以“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记？”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写出了《永州八记》；袁宏道也许再没有重游满井，因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乡，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以后虽又出仕，终非所愿，年仅四十二岁病逝。

二、问题研讨

1．郊田之外未始无春：一个孤独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句话看似为作者不经意之谈，是在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实则大有深意。袁宏道25岁中进士，不受官，请假归家，又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纵情山水，访师问学，可见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游记散文，也充满了疏放不羁的精神，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对官场的厌倦，是个性的张扬和抒发。他是一个漫步郊原的孤独者，“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遗落世事，在与自然风物的对话中，感受自由的可贵。

2．白描的笔法。

作者写景，不堆砌词藻，而是用极为简练的笔法勾勒出来。如写水为“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写柳条为“将舒未舒，柔梢披风”。这种表现方法，没有夸张、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却鲜明如画。

3．拟人的写法。

作者写山，用倩女新妆作喻，写鱼鸟，说它们洋溢着喜气，都是用了拟人的写法。这种表现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动感或“灵气”，同时也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把景物拟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写景方法。如他说苏州虎丘“如冶女艳妆”（《上方》），写杭州西湖为“山色如娥，花光如颊”（《初至西湖记》）。在《满井游记》中这种写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常见，但袁宏道运用起来自有他的新奇之处。在这篇游记中，比喻大多是用来写景的，如上文分析过的写水写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写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为“脱笼之鹄”。这些比喻都很恰当，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三、教学建议

1、学习本文，应重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个性化的写景抒情风格，并结合完成课后练习，体会本文白描和拟人手法的运用以及比喻句的表达效果。教学中，可以以提问的方式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解说或订正。

2、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更注重对大自然的客观描写，也揭示出人们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这与唐宋时代的游记重寄托重理念的写法完全不同。可将本文与本单元前几篇课文作比较阅读，体会它们的不同特点。袁宏道的游记散文现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选本作扩展阅读。

3、组织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风格写一篇游记，要求语言简练，写出独特的感受。

四、有关资料

1、参考译文

北京一带气候寒冷，花朝节过后，冬天余下的寒气还很厉害。冷风时常刮起，刮起就飞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风疾行，不到百步就（被迫）返回。

二十二日天气略微暖和，偕同几个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高大的柳树夹立堤旁，肥沃的土地有些湿润，一望空旷开阔，（觉得自己）好像是逃脱笼子的天鹅。这时河的冰面刚刚融化，水光才闪烁发亮，像鱼鳞似的浪纹一层一层，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明镜刚打开，清冷的光辉突然从镜匣中射出来一样。山峦被晴天融化的积雪洗过，纯净新鲜，好像刚擦过一样；娇艳明媚，（又）像美丽的少女洗了脸刚梳好的发髻一样。柳条将要舒展却还没有舒展，柔软的梢头在风中飘荡，麦苗破土而出，短小如兽颈上的毛，才一寸左右。游人虽然还不算多，（但）用泉水煮茶喝的，拿着酒杯唱歌的，身着艳装骑驴的，也时时能看到。风力虽然还很强，但走路就汗流浃背。举凡（那些）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浮到水面上吸水的鱼，都悠然自得，羽毛鳞鳍当中都透出喜悦的气息。（我这）才知道郊野之外未尝没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却）不知道啊。

大概说是不能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流连忘返在山石草木之间的，只这个官儿罢了。而此地正好离我近，我将从现在开始出游，怎能没有记录？（这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啊。

2、公安派（胡小伟）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3、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读袁宏道《满井游记》（马瑞芳）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满井游记》可算其代表作，我们试对此文作一粗浅分析。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名为“游记”，下笔不写游，而写不得游，宕开一笔，背面傅粉。以“出不得”，引起人们对出游的关注。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

笔锋一转，进入游记实写。交代了时间：廿二日，地点：满井。满井系北京东北郊的地名，据《帝京景物略》记载：“该地有一古井，……并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

简捷而准确地点明游记的时间地点后，作者便由远及近，由面及点，层次分明地记游：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

这是满井鸟瞰。只用十二个字，就凝练、洒脱、富于感情色彩地把春景勾勒出来。即景生情，初睹春光的作者感到自己像笼子中飞出来的天鹅。寥寥数语，完成了面的描绘，即移步换形，以细腻而充满诗情的笔调，东鳞西爪地点染满井的秀丽风光：

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

始写水；继写山；后写田野。三组优美的特写镜头，勾魂摄魄地凸现了早春二月独有的特点。作者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色的真切观察，抓住了最能体现早春生机盎然特点的景物：河面浮冰刚刚溶化；山峦积雪刚刚消融；柳条鹅黄初染，麦苗冬眠初醒。另一方面，借助于遣词用字的高度技巧，突出这些景物的个性，加重早春色彩。“冰皮始解”，一个“始”字，使时间性更加鲜明，柳条将舒未舒也是早春的特点，不会是暮春的景物。这些特征性景物组成一幅层冰解冻、波光粼粼，山川氤氲，田野生机勃勃的图画，给人以高度谐和的美的享受。作者意犹未尽，更给这些景物一些生动、贴切的比喻，使之可感、可触、可信：一池春水清亮得如同新开之境、出匣宝剑；座座青山秀丽得好像晨妆少女。正写侧写并用，辞采藻饰渲染，“如剥蕉心，愈剥愈出”，明媚秀丽的满井如在目前。

唐朝张彦远《论画体》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袁宏道的《满井游记》便符合这种艺术辩证法。他不是把满井春景纤毫毕露地一一罗列，而是攫取最具典型性的事物，“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刘勰语）。只用山、水、田野三个点，与“一望空阔”的面结合，便尽形尽致地写活了初春的满井。

良辰美景，令作者如“脱笼之鹄”。

随后，作者写出了移情入景的神来之笔：

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

真是珠排字字圆!袁宏道的山水游记善于把人的感情与景物水乳交融，此文则采用了心境物化的手段，把无形的情思化为有形的景物，这就是黑格尔讲的：“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物里。”（《美学》）清代江《彦冲画柳燕》诗说的：“柳叶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风本无质不上纸，巧借柳枝相形容。”（《服堂诗录》）以有形状无形，曲径通幽。《满井游记》中“毛羽鳞鬣”的“喜气”，曲折、巧妙而韵味十足地表达了作者对春景的欣慕喜悦之情。这也是一种夸饰手法。王充《论衡·感虚》说：“瓠艺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以生物的反映极写音乐的魅力；“曝沙之鸟，呷浪之鳞”的喜气，更显出春光的和煦。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

古代散文家常有意无意地在文章中塑造自己的形象，散文如折光镜，映出作者，映出时代。袁宏道清新俊逸的山水游记恰如他任性而发、狂放不羁的为人。他把做官看作是“猢狲入笼中”，“世人莫道乌纱好，君独垂头思丰草。”（《述内》）《满井游记》是他晚年之作，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其时，他在礼部作官，虽然官务清闲，不像当吴中县令时“苦瘦苦忙”“进退狼狈”，但污浊的官场仍使他尝尽百暖百寒、乍阴乍阳的人间恶趣。春在溪头芥菜花，当他偶见嫩柳迎风、鱼翔浅底的青山绿水时，他仿佛恍然大悟：人间不是没有春光，人生不是没有乐趣!在游记的最后，他便直抒感兴：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袁宏道之弟袁中道说中郎的文章“出自灵窍，吐于慧舌，写于颖，萧萧泠泠皆足以荡涤尘情，消除热恼。”甚至说袁中郎晚年之作“无一篇不警策”。这或许爱屋及乌，有过誉之嫌。但《满井游记》的确当得起“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的赞语，是一篇令人百读不厌的山水小品。

（选自《散文名作欣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