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反映的是在鲁镇这样一“典型环境”中生活着的一群“典型人物”的生活状况，通过对人物生存现状的揭示，再次体现出鲁迅先生对国民及其劣根性的思考，让我们深思民族疗救的希望。鲁镇，这是一个鲁迅先生笔下经常出现的地点，好多故事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如《孔乙己》、《故乡》、《阿Ｑ正传》、《祝福》等。不论是从城市地理学还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鲁镇”都带有中国传统市镇浓厚的特征。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张定璜就曾说，“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得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李欧梵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指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２５篇小说的１４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Ｓ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鲁迅小说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个以“鲁镇”型市镇为社区背景展开的市镇故事。（转自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毕绪龙《“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在这样的环境中都生活着怎样的一群人呢？酒店老板、小伙计、无数穿着长衣和短衣的人、豆腐西施、阿Ｑ、王胡、赵老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四婶、柳妈以及无数的“蓝眼睛”和“红眼睛”等人。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这样的共同点来：有的人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而洋洋自得，有的人为了求得做奴隶的地位而不惜以“爬”或“挤”的方式拼命争取，甚至殒身相搏。

《祝福》中刻画了一大群在“奴隶时代”以“奴隶规则”生活着的人：如高高在上、道貌岸然如“四叔”般的卫道士；地位低微、身受其毒而乏觉，“五十步笑百步”的如“柳妈”般的可怜虫；一样浑浑噩噩、空虚无聊、以咀嚼别人痛苦来满足自己猎奇心理的无数“男人”和“女人”；凶残无情的“婆婆”和“大伯”等。他们有着“狼”一般的凶性，纷纷的把祥林嫂往死路上赶。而让人更触目惊心的是，在这一大群人中，甚至还有一群不谙世事、懵懂无知却笼罩在大人眼光中的“吃惊”的小孩。小说虽然对于孩子的笔墨不多，仅在人们对祥林嫂“阿毛的故事”开始失去兴趣的时候这样写到，“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但是惊鸿一瞥的语句，却为文章平添了不少的悲剧色彩。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五·四运动的烟火正浓，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各种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赛先生”和“德先生”莅临中国的时候。但是生活在鲁镇“祝福”景象中的人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小说写到，五年以后我回到阔别已久的鲁镇，“四叔”还是“比先前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其余的几个本家和朋友也是如此，所有的一切依然没有改变──“家家如此，年年如此”。鲁镇还是熟悉中的鲁镇，那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生活秩序丝毫都没有发生一丁点的变化。当然，仅仅五年的时间，要发生根本的变化是不大可能的。但是，那是一个“日新夜异”、“突飞猛进”的年代啊，在那样一个年代，鲁镇却能“年年如此”，那就有一些不正常了啊！造成这“原状维持”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恐怕还是《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这样的东西吧！我们怎能够奢求“祝福”中的人们来参与这场革新运动呢？他们不是还在为头发的去留而伤神，为茴香豆有几种写法而争论不已，甚至为是该称昨日的朋友为“老爷”还是“迅哥儿”而踌躇吗？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早就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针见血的划分为这样两个时代，即：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祝福》中，我们分明也看到了这样两个时代在人们心中的影子。以鲁四老爷为首的若干人等拼命的维持着奴隶的地位，这当中包括柳妈这样的下层人物和鲁镇中无数的“短衣帮”们；而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孤家寡人”却在拼命的想成为奴隶，“逃”、“捐”、“撞”式的挣扎就是明证。为腐死的事物效忠本身就让觉得了无尽的悲哀，而在这样的悲哀中，一群孩子的出现又让我们感到了说不出的悲凉。

《故乡》中我们已经目睹了“闰土”带给我们的悲哀，《狂人日记》中我们也领略了在“娘老子”浸润下的孩子的可怕，而《祝福》中在一个以“奴隶规则”来规划人们行为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

鲁迅先生的《题》中这样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先生的彷徨心理。虽然说此时的鲁迅已经从槐树下的小院中走了出来，但是“铁屋子”的阴影未必就在先生心中散去。烟雾缭绕中，那炯炯而幽深的目光在注视着什么？那不是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思考吗？同样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对“现在的青年”发出了“创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号召，并“呐喊”着鼓舞人们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此时的鲁镇，就是一片没有路径的荒漠，而荒漠中的呐喊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悲凉啊！没有倾听者。因为这是一个“冰化的世界”。所以先生选择了逃避，“无论如何，我决计明天要走了”。希望已无所谓有无了，祥林嫂在人们的“祝福”声中悄无声息的消亡，即使是最值得期待的孩子，也只是“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这里，最纯真的心灵被冷漠，最期待的希望被扼杀。“祝福”的钝响声中，似乎又踽踽行走着无数个“闰土”。没有“夏瑜坟头凭空填上花环的”亮色，“我”只能在“天地圣众”的“醉醺醺”中选择离开。感受不到“明天”的希望，不如归去！

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物生活的具体小环境与社会大环境是统一的。那就让我们再回到小说的开头，体会一下作者开场白的环境描写吧：“在灰白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亮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味。”这是鲁镇“新年的气象”，寥寥数语，却勾勒出年底压抑沉闷的气氛，为故事的发生、人物的命运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乐景不乐，只叫人觉得沉郁，一切全无美感，暗淡的色彩和悲哀的情调中，作者的感情倾向暴露无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想象孩子原本漆黑的瞳孔，清澈的眸子在鲁镇的天空下，会被染成怎样的颜色呢？

也许，有的孩子也会象“我”一样选择离开，但我们实在无法从“鲁镇”这一冰化世界中看到粉碎这坚冰的希望。“鲁镇”，也许很快就要把孩子“吞噬”。狼来了，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