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微，有才难展，贫病交加，久受压抑，这就是中唐诗人张籍的一生。正是这个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写下了许多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贾岛曾写过一首谜语式的小诗，叫《延康吟》：“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这位“里中人”是谁，竟使贾岛如此倾心拜倒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张籍。

张籍字文昌，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约７７０年前后）。祖籍吴郡(今苏州)，幼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他的诗文为韩、白二人所推重。韩愈称道他“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白居易更赞誉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而这位成绩卓著的诗人的遭遇却很不幸，真可谓贫病交迫，坎坷一世。

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他的《远别离》诗说：“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说：“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张籍《逢王建有赠》说：“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情谊。

学业结束后，青年张籍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羁旅生活，游历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从他的记游诗看，足迹曾到过今北方的晋、冀、豫、陕等地。别王建后先去咸阳，后折回，最北曾到达蓟北（今河北北部）。大约在这儿动了归思，又重经王建处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王建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即写于此时，诗中描写了张籍这次失意南归的情况：“行成归此去，离我适咸阳。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归乡非得意，但贵情义彰。”少小离乡，一旦返归，应当是高兴的，但十年苦学，四处奔波，而夙愿未遂，连一个立身之地都未找到，岂不让家人失望？他在《南归》诗中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正因为如此，归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约由江浙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直到岭南、蛮中（今广西柳州附近）。长期客游的生涯是难耐的，他甚至发出过“几时断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远别离》）的慨叹。这次南游，结果仍是“憔悴竟无成”，约在贞元十二年（７９６）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８０９），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８２４），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８），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大约到大和四年（８３０）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张籍一生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三个时期。４０岁以前为早期。他自称“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襄。”（《祭退之》）韩愈称赞他“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可见张籍早期就写了不少好诗。４０岁至５０岁为中期。这是张籍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优秀的乐府歌行作品，多是这一时期在贫病交迫中写成的。５０岁以后为晚期。这时，张籍官职逐步升迁，生活比较稳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爱憎分明地批判现实。如《塞下曲》痛陈穷兵黩武之害，反对开边；《凉州词》指责边将不能收复失地，实际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筑城词》、《山头鹿》反映当时人民除了备受战争之苦，还得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求仙行》、《吴宫行》嘲讽统治阶级思想愚蠢，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颂“恭顺从事”的正派官僚；《伤歌行》描写了结局狼狈的简傲豪奢之徒；《山农词》和《贾客乐》则不但写出农民的艰难困苦，还写了商人的奢侈豪华。张籍的乐府诗，还善于描绘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画面。《采莲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了采莲妇女、打鱼少年、农夫、蚕妇和樵客的动作情态。《江南曲》描写水乡景色，明媚如画。

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于概括事物的对立面，在乐府诗的数篇之间或一篇之内形成强烈的对比；又善于运用素描的手法，细致而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从体裁说，大都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虽用旧题，但其思想内容仍与新乐府的精神一致。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涵蓄，常以口语入诗，《白鼍鸣》、《云童行》等几乎全从口头自然流出。他还着意提炼结语，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了全篇的批判和讽刺的任务，《征妇怨》、《陇头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乐府，生前已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许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在《赠张籍太祝》中，评价他“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后世称誉者更多。宋代王安石说他的诗“成如容易却艰辛”。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元代杨士弘《唐音》则谓：“王、张乐府体发人情，极于纤悉，无不至到”，更道出了张诗的重要特点和长远传诵的原因。

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宛深挚之致。杨慎《升庵诗话》曾指出，晚唐五律有两派：一派学贾岛，另一派如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等，则学张籍。

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４００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１２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８卷，附录１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４卷，共收诗３１７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８卷，共收诗４５０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８卷，共收诗４８０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２卷，今佚。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