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感刘备三顾知遇之恩，为他献上了面对复杂形势，应如何图存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便是后人推崇备至的《隆中对》。之后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它构想的正确性，但也确实有些构想未能实现。今天我们再对《隆中对》提出后所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探讨，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刘备有无据荆州的实力

诸葛亮向刘备提出《隆中对》的客观依据和历史背景是：曹操已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拥目万之众，挟天子而韦诸侯”。为一统天下，他一定要挥兵南下扫灭群雄。刘备当时最紧要的事是如何处理好与荆州刘表、东吴孙权之间的关系，以争得直足之地。诸葛亮出山之后，曾有两次占领荆州的时机，但刘备在权衡得失之后，最终还是弃而不取。第一次是刘表病重时，托国于刘备说：“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有人劝刘备应从刘表之言，刘备却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对刘表的托国之言，裴松之认为：“表夫妻素爱(刘)综，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刘备当时十分清楚刘表为人虚伪，对自己一直心存戒虑，这番话的诚意深可怀疑。实际上，刘备心里很明白，若想趁刘表病笃而占据荆州几乎不可能。直接的威胁就来自刘表的亲戚蔡瑁、张允。他们一个是刘表继室蔡氏的兄弟，一个是刘表的外甥，还有掌握荆州军队的蒯越等。因而刘备不敢有所奢望，只能放弃了。

第二次是蔡瑁等拥立刘踪，向曹操乞降，使曹军迅速推进到了宛城。刘备匆忙率军撤退，过寞阳时，诸葛亮献计“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刘备的回答是：“吾不忍也。”后人议此，多以刘备为是。清王懋竑认为：“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主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显然他反对诸葛亮的建议。其时，刘备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和复杂的。跨有荆、益二州，乃隆中构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想得荆州也非一日。但他能抵挡得任曹操的数十万大军吗?身处困境，兵微将寡的刘备，在长期的征战中，懂得如何在危险时刻保存自己。上述两个看来可能据有荆州的机会，都非最适当的时机。前者刘备难以协调与蔡氏等人的矛盾，连刘表长子刘琦都在寻机避祸。他也不会贸然跟拥戴刘琮的蔡氏等硬拼。后者算是刘备有自知之明，与营操相比，军事力量悬殊太大，实不具备据荆州的实力，使他在占领荆州的巨大诱惑面前，弃而南下，充分表现出

性格中的枭雄本色。

后来也有论者认为刘备完全可以听从诸葛亮的计策，攻打刘琮取荆州。清人莫以周分析道：“然则武侯之劝非其实与?是又不然。隆中之对，已劝取荆州，岂有此易劫之势，值此可攻之时而不为其君劝哉?操以秋七月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子琮屯襄阳，先王屯樊。九月先主引兵走过襄阳，而琮已降操，时操军犹在新野也。武侯之劝先王，在过襄阳时，襄阳去新野尚有三目数十里，非四日不能至。于此数日内号召荆州各郡，势或足以一敌。即不能敌，终失襄阳，而荆州固刘氏之荆州，不至尽入于曹氏也。其后赤壁之胜，与吴分地，是亦分刘氏之地以畀吴，非枉取之于孙氏也。则当日先主之取荆州，可不言借;而目日孙氏之议荆州，亦无可言索，更何至彼此纷争，丧名郡、路大将，一蹶几不克复振也。以武侯有先机之哲，而先主之所不及料也夫。”黄以周在一千多年后说这番话，自然颇有见地。可在当时，不论诸葛亮还是刘备，谁能预料到后来的事态发展呢?

建安十三年(208)，孙刘两家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刘备作为胜者一方，乘机收得长沙、柱阳、零陵等荆州江南之地，据荆州的构想也算初步实现了。但《隆中对》中诸葛亮所言的荆州，实指刘表所辖的全部地域，而今刘备所得者，不仅地理位置偏南，亦非最富庶之地。因而刘备亲自“至京见权，求督荆州”。对此，孙权犹豫不决。东吴内部鲁肃赞同，但周瑜坚决反对，认为：“刘备以男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今猥割上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但孙权最终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划出南郡与刘备，目的是为了巩固共同御曹的军事联盟。

在刘备得到南郡之后，当年刘表的荆州地区，事实上已被曹、刘、孙三家所瓜分。而三家之间不仅地理位置上呈犬牙交错之势，彼此的矛盾也十分复杂，稍有不慎，便可能爆发战争。

二、定益州的机遇与挫折

赤壁大战后，刘备在荆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下一步便是寻机夺取益州。《隆中对》如此分析道：益州“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土，思得明君。”诸葛亮这个“思得明君”的判断，显然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客观情况是，益州能在群雄争战的混乱局面下保境自存，首先是地理险阻，北有剑门之险，东有长江三峡之阻。其次是刘樟父子经营蜀地二十余年，虽无显赫政绩，但颇得民心。刘备攻成都前，成都“吏民咸欲死战”，就是证明。那么，刘备想从荆州分兵，溯流而上，越峡西进，几乎就不可能。然而历史有时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败马超之后，派钟路等征伐汉中张鲁，引起了益州刘璋的恐慌。在张松怂恿下，刘璋遣法正赴荆州邀刘备入蜀。法正对刘备说：“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刘备对益州一直存有“欲自取”的念头，但又怕“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在听了法正这番话后，便放心大胆地西进，迈出了占据益州坚实的一步。

刘备率军入蜀，刘樟亲自到涪城相迎。这时，张松、法正、庞统均建议刘备乘机袭执刘璋，益州可定。刘备未予首旨，他说：“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又说：“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在刘备看来，这种时刻擒刘璋而夺益州，与诸葛亮当年劝他攻刘琮夺荆州的情况几乎相同，都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或者说在军事上他没有占绝对优势。他深知此时在益州恩信未立，难以得到当地官吏、民众的拥护，如果贸然行事，绝难稳操胜券。刘备最终未能采纳众人之议或许是明智之举，但后来动用武刀夺益州却付出了张松、庞统的生命，还不得不抽调荆州方面的诸葛亮、张飞、赵云入蜀助阵，使荆州的关羽成为孤军一支，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三、《隆中对》构想幻灭的转折点

刘备占据益州，关羽镇守荆州，看起来初步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但内言荆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孙刘联军打败曹操之后，两家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到荆州的归属问题上了。《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均有刘备“借荆州“之说，孙权也确实将南郡划与刘备管辖，则”借荆州”实为借南郡。建安二十年(215)，孙权见刘备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未果，遂以武力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地。身在益州的刘备也引兵五万下公安，欲以兵相见。不料用兵神速的曹操乘隙夺得汉中，刘备恐成都受攻，为避免两面作战，只得跟孙权达成协议：划长江以南，湘水以西的郡县归自己，江夏、桂阳、长沙等富饶地区属孙权。刘备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划地退让而返，主要是为了确保益州这块根据地。

刘备虽已妥协，跟东吴共分荆州地域，但孙权却仍难容忍关羽的势力存在。关键是关羽据守着江陵，犹如扼住了东吴的咽喉。以前双方能在荆州均衡相处，是因共同御曹的利益所维系。一旦失去了这个均衡点，对荆州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那么，荆州主帅如何处理好孙、刘两家“外亲内疏”的矛盾，是对其能力和胆略的重大考验。可关羽恰恰是“刚而自矜”之人，挥兵北上又犯了孤军远袭蔑视孙权的大错，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历史在此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关羽围攻樊城，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曹操先后两次派兵增援曹仁，却不见刘备发一兵一卒去爱助关羽。当年仅因孙权攻夺三郡，刘备便忿而率兵下公安向孙权示威;如今却眼睁睁也看到关羽受攻，荆州告急，竟无所反应。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令人难解。

事实上，刘备自得益州后，将势力发展

的重心逐步西移。荆州虽为军事要地，但因地理不使之故而实难两全。如此说宋，跨有荆、益的构想本身就存在深刻的矛眉。至少按刘备的实力，是二者不可得兼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将有所选择和有所舍弃。田余庆先生论此断言道：“问题不在刘备之弃荆州，而在于荆州之不得不弃。”关羽之死，荆州之矢，应该看成是《隆中对》构想幻灭的一个转折点。

四、猇亭之败，使跨有荆益的构想完全破灭

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是闭塞之地。苏辙所渭“其守不司出，其出不可继，兢兢焉足以自完而已……欲藉以进取，非所闻也。”所以《隆中对》提出的构想是，先占益州作为立足之地，待天下有变，方可从荆、益二路出兵，兴复汉家正统。可是关羽却未能守住荆州，它的失守犹如关闭了益州东面的大门，这对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仅凭这点，他必须出兵夺回荆州。

对这次东征，蜀汉内部争论很大，“群臣多谏”，想阻止刘备。那么提出联吴抗曹，踞有荆益的决策者诸葛亮是何态度呢?在刘备猇亭大败后，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韦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可知诸葛亮也是反对东征的。这时他可能已经认识到：从战略上考虑结好孙权，比毫无把握地去夺荆州意义更为深远。

蜀军这场乐征的胜负，早已成为历史。陆逊的一场大火，彻底毁灭了刘备再图跨有荆益的梦想。南宋陈亮是这样评论的：“备既举兵，权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许，是怒敌也。兵向西界，平地立营而无他奇变，是轻敌也。怒敌者危，轻敌者败，备之丧师，有自来矣。”寥寥数语，道破了刘备此战必败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刘备与东吴陆逊对峙的夷陵，乃荆州上流之要冲。陆逊在给吴主的上疏中特别强调了这点，他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韦必谐。”清钱振蝗分析当时蜀军的有利条件是：“长江上流建瓴之势，舫船载卒不费汗马之劳。”不利条件是：“顺流而下，将逆流而反。军若不利.将不善其归也。”若单就地势上来说，蜀军是占有一定有利位置的。虽然也存在如钱振锽所说的不利因素，但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统帅，应该是具备变不利为有利素质的人。但刘备恰恰就是一位不善用兵不星备这种能力和素质的人。曹五评价“备不晓兵”，陆逊也说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因此，刘备就被东吴那位“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的陆逊阻挡在夷陵，始终

未能再东进一步了。

对于这场战争、钱振锽尖锐地评论道：“先主有上流之势而不用，舍船就步，吾不得其说也……然则先王非致死之军，直畏死不敢进也。相持至七八月，此岂报仇雪恨之师哉?正孙子所谓縻军，非忿兵也。”不能否认，刘备兴兵之初的确是“忿兵”，不仅群臣阻谏无用，甚至连孙权遣使请和，他都盛怒不许。当时，魏国的刘晔深谙刘备的性格，事前就精辟地分析道：“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如此看来，刘备出兵的真实目的，一是向孙权示威，二是欲替关羽复仇。则夺回荆州，只不过是个名目罢了。我们看到：蜀国自夷陵惨败之后，再没有向东吴有过军事行动。在诸葛亮治国期间，蜀、吴两国更是联系频繁。这应是《隆中对》联吴抗曹的继续，而那跨有荆、益的构想，便随着挽亭失败而完全破灭了。

五、结束语

隆中一对，诸葛亮对时局及对今后发展

的精辟分析，无论于当时或是今日来看，都是韦人折服的。然而理想的勾划与理想的实现，往往会因事态的演变而出现差目。《隆中对》提出的时机，是在曹军南下之前，但刘表去世，刘琮投降，曹操南下，一直到关羽失去荆州，刘备败于犭虎亭等一系列变故的发生，都是《隆中对》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或者说是面对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蜀国的上层未能及时地调整对策，致使犭虎亭大败，伤了蜀国的元气。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看似可行的策划，在实行过程中却又是那样艰辛，以致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不得不放弃那个诱人的目标。诸葛亮是《隆中对》的策划者，历史也基本按照其预见在发展，只是客观环境改变，再加上历史舞台上人物的行为破坏了它的发展链条，从而使其构想不能完全实现，有的破灭了。如此说来，《隆中对》仍是一定历史时期对历史理想构想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客观现实发展的检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今人对它的构想与实际之间矛盾的一种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