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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创造社
更新时间: 2024-03-28 22:25:04

敲响“创造”的大钟

郭沫若与创造社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

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

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

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

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

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

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

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

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

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

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

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

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

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

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

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

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

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

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

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

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

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

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

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

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

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

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

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

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

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

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

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

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

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

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

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

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

《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

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

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

“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

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

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

当作工具,去和政治团体相接近,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从前的政

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他还尖锐地指责了那些连德

文字母也不识的人,竟在那里侈谈康德、尼采和超人,连法文巴黎也不知道的人,居然

在那里妄评柏格森的哲学。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

达夫不无讽刺意味地答道。他联想到他们将要办的刊物,又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我们

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立的?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吧。”

沫若的话入情入理,达夫没有再说什么。

紧接着,沫若又访问了田寿昌和其他许多朋友,但对此事最热心的还数达夫。于是

在达夫出院后,沫若又赶到他的寓所第二改盛馆去,并邀来了张资平、何畏和徐祖正等

人。初夏的东京已经开始了燥热,在这间六铺土席的屋子里,由于一下子接纳了好几位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顿时不免显得又挤又闷。最爱讲话的何畏,在听沫若谈了日前看的

电影《格里格里博士》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分析之后,正兴致勃勃地就此生发开去,

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主人达夫打断了他的话头,表示:“我们还是乘沫

若在这里的机会,赶紧商量商量办杂志的事吧。”病后格外清瘦、苍白的他,说了这句

开场白就带住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前庭饱满、双目充溢着睿智的沫若。

“你说说看,咱们的刊物取个什么雅号?第一期是不是已经约到了些稿子?还要兄

弟们凑些什么?……”尚未待沫若开口,多嘴多舌的何畏又连珠炮似地向他射出“话流”。

从来不爱多说话的徐祖正扯了扯何畏的衣角,示意他住口让沫若来讲。

“刊物我建议取名为《创造》,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这后面一句抑扬顿挫,如同朗诵诗歌,特别有激情,博得伙伴们的一片掌声。“至于稿

件嘛,就得靠兄弟们出力啰!”沫若以期待的眼神环顾着大家。

“没说的,我先报,向你老兄学习,来一首诗,题目可还没想过。”何畏邀了头功

后,又转身对张资平说:“你去年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实在写得不坏,

再来一篇怎么样?”

“行!我正在构思一篇,是写一个中日混血儿的悲惨遭遇的故事,等考试结束后动

笔,暑假缴卷。”张资平到底是学地质的,一个鎯头一个印,十分干脆。

“对了,你以前寄给我看过的长篇《冲积期的化石》,可以作为我们社的丛书出版

嘛!达夫已经脱手的《沉沦》、《南迁》、《银灰色之死》这三个短篇,不也可以结为

一个集子吗?”沫若极为钦佩达夫的创作才能,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你再给《创造》

写点什么吧?”

“放心,我可能远不止提供一篇呢!”神气间常带点忧郁的达夫,这次为了同人刊

物有了出世的希望,显得有些亢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叠稿纸,接着说:“这篇《友情

与胃病》马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要给《创造》写篇更象样的东西。”

就在七嘴八舌中,决定了《创造》暂定为季刊,出版的时间愈早愈好,创刊号的稿

件由各人分头在暑假期间准备起来。一个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

这样在一次平平常常的几个年轻人的集会上诞生了,时为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下午。

七月初,身负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赶回上海,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和“创

造社丛书”。他哪里知道,中国共产党刚在此地诞生,代表们正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大

展宏图。他仍栖居于泰东图书局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厢房权当卧室兼工作室,而且是

与一位姓王的编辑合住的。本来盛夏季节暑气的熏蒸已够难受,汗水从毛孔里滋滋地往

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编辑总喜欢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英文或弹奏风琴,实在叫人不

得安宁。为了加紧工作,沫若常用毛巾连头带耳地裹起来,以排除干扰,不知内情的人

每每以为他头痛,他只好苦笑着默默顿首称是。案头堆积的文稿齐眉高,有的是他从日

本带回来的创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荐的诗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

“他修改别人的稿子,和对待自己的创作一样,非常严肃认真”,特别是润色诗稿,

“他总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节和谐”。郑伯奇推荐的王独

清(1898—1940)的译稿《新月集》,由于基础太差,就曾由沫若挥汗为他大改特改,

几乎重译了一遍,这才列入“创造社丛书”正式发排。①

①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6月号。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打了头阵。

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又分别作为丛书的第二、第

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这些图书的畅销,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新局面,因而

增添了赵南公与创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劲头。可是沫若却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这些日

子来,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里一样,烦躁得要命。他心里明白,要想在上海滩靠文笔吃

饭、养家,未免太天真了,还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学业之后再谋职比较有保障。于是便

向书局推举达夫以自代。达夫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启碇东渡了。

在风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冈,复与妻孥相见,想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

来,沫若觉得味更亲切。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丢下创造社的社务,在入九州帝国大学

补考、复学的同时,他于课余仍继续为《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征文、改稿。十

月初旬,他于繁忙中偶从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上,见到了以他和田寿昌、

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联名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

预告》,这是达夫执笔草就的,其中这样写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

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

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沫若的眼中闪着异样的光芒,他为集体孕育的“婴儿”有了确切的预产期而欢欣鼓

舞,同时也新增了无限的责任心,便立即写信给达夫,表示:“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

奋斗到底。”窗边,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诗心,庭前,随秋风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

好象在向他点头微笑,他“知道神会到了”:“要努力创造!”从今以后同人们都是

“创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创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笔“高赞这最初

的婴儿”,“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

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

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创造》面世的讯息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春申江,溅起

了朵朵浪花,许多年轻的心灵跟着激动起来,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带着投邮者的希望和

赤诚,从四面八方飞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慈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新址内。

这时达夫已去日本参加过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正在设法进该校文学部深造。而

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里负责编辑第二期季刊。他含着泪花拆阅

着读者们的来信,感受到了年轻母亲特有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亲耳听到别人对新生婴儿

赞美时所产生的激动、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灯下,当他编完新的一期季刊,脑海中现出

一张张热情期待的年轻人的脸庞,他好象有许多话要对这些知音们讲,便借《编辑余谈》

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

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

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

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罢!我们也不要甚么介绍,

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

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

诚然,起初他们确实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拢来

原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以图个性的发展”,绝“没有夸大他们的成果会对于祖国或人群

发生怎样怎样的作用”①。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们才正式公布了《创造社社章》和

《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名录》②,人们方知总务委员为郭沫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郁

达夫,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监察委员为张资平和王独清。

①《今昔集·今天创作的道》

②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当时泰东图书局的门市部设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地段虽处“十里洋场”的闹市,

生意却并不怎么兴隆。七、八月间的一个晚上,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达夫去逛

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他们长

期身居海外,哪里知道这样的销路在那时节已经算不错了。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

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

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

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

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

颔首。怎么办呢?他们决计请仿吾回来主持社务。

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

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

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

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

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

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

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

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

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

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

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

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

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

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

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

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

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

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

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

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

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

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

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

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

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

《“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

“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

“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

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

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

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

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

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

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

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

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

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

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

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

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

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

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

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

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

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

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

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

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

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

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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