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契诃夫（１８６０～１９０４），１９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１８７９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１８８４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１８８３）、《小公务员之死》（１８８３）、《苦恼》（１８８６）、《万卡》（１８８６），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１８８５）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１８９０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１８９２），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１８９６），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１８８７）、《海鸥》（１８９６）、《万尼亚舅舅》（１８９６）、《三姊妹》（１９０１）、《樱桃园》（１９０３），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１９０５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变色龙》的主题分析（张发安）】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是作家在作品中通过描绘现实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和时代的特征。我们只有明确地认识到了作品的中心思想即主题，才算是把握了作品的精神实质所在。

《变色龙》自选入中学教材以来，评介文章发表了不少。这些有关评论文章，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篇作品做了深入的解剖，但对主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仅就作品的讽刺锋芒所指而言，就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是对“变节分子”（俄国民意党人）的批判，有的说是“风派”“两面派”的活写真；有的说是对小市民习气的讥讽。对作品的主题的认识，也不统一。１９７９年《知识》第一期刊登的《讽刺文学的明珠》一文说：“作家就是用了这种善变皮色的动物来作小说的主题并作了题目。”有的文章单就作品的主人公进行分析，不看全篇，不分析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甚至只就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语言逻辑（部分对话）进行分析，认定主人公性格特征是奴性第一，并由此归纳作品的主题是“狗仗人势”

（《谈〈变色龙〉的逻辑》，见《语文学习》１９８０年第３期）。这个归纳显然带有片面性，只概括了作品的部分内容，反映了人物性格的一个侧面，因此，它只揭示了问题的一半。从作品的全部内容看，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色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他的奴性只是人物形象性格的一面，另一面是十足的官气。奴性和官气在他身上是对立统一的。对将军而言，是奴性第一；对赫留金来说，则是官气十足。也就是说媚上欺下，相对存在，媚上是为了欺下，欺下必定媚上。事实上，他同赫留金的矛盾贯穿作品的始终。作品不仅对他们的矛盾关系做了直接的描写，而且点出矛盾性质是针锋相对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契诃夫的《变色龙》正是这样，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去表现，才达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统一，从而使作品人物具有典型性，作品具有了典型意义。同时，我们分析这篇作品，既要分析奥楚蔑洛夫和将军之间的从属关系，同时还要分析他同赫留金的矛盾关系，即欺压与被欺压的关系。欺压人对于奥楚蔑洛夫来说，同样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是他的职业所规定了的。他是上层统治者的工具，走狗，“它遇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才是他的本质特征所在，这才算反映了作品的全貌，才算揭示出作品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关系，才算剖析出“这一个”奥楚蔑洛夫的性格本质，也才算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狗仗人势，欺压百姓”。

然而，如果用“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来概括主题，还只是表述了作品所具有的现象内容，还不是作品的真正实质所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关系：赫留金把法当作一根救命绳，叫喊：“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而奥楚蔑洛夫却把法当儿戏，一会儿装成一个敢于执法的英雄，说什么“那些老爷既然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就得管管他们”。一会儿又说什么“那儿（指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这些人物对话，在作品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实际上是对沙皇专制主义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奥楚蔑洛夫和赫留金的矛盾是作品的基本矛盾，也是当时俄国社会所存在的底层人民强烈要求法制和上层统治者疯狂实行专制的尖锐矛盾的具体反映，突出地表现在主人公身上，则是以虚假的执法面目来掩盖它本质的横暴，这才是这个“两面派”人物的本质所在，也就是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虚伪和专横的集中表现。契诃夫《变色龙》的锋芒所指就在这里。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过：“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他在怎么做……”当我们分析一篇作品的主题时，应该不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要深入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变色龙》说，奥楚蔑洛夫的奴性和官气是怎样造成的，应该从那个社会去看，把他的恶棍和骗子的行为归罪于那个社会制度，记入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总账上去。

《变色龙》作于１８８４年，作品发表前，正是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１８８１）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在竭力强化警察统治的同时，也搞了一些掩人耳目的法令，给残暴的专制主义蒙上一层面纱。１８８０年成立的治安最高委员会头目洛雷斯·麦里可夫后来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人民称他为“狼嘴狐尾”。这时的警察不能再像果戈里时代那样随意用拳头揍人的了，而是打着遵守法令的官腔，干着献媚邀功的勾当。契诃夫刻画的警官奥楚蔑洛夫正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因此，这篇作品讽刺、揭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而是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社会，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

根据以上分析，作品的主题应该是这样的：《变色龙》通过对见风使舵、欺下媚上的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沙皇专制统治的忠实走狗的刻画，巧妙地揭露了俄国警察制度的反动和虚伪，批判了它反人民的实质。

如果上述认识是可取的，那我们还可以引出如下认识：分析任何一篇小说，不应当只从分析主人公的性格出发，去简单地概括主题；也不应当只看时代背景，持实用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更不应当盲目地以题目代主题。在作品分析中那种简单地从主人公的形象性格分析为手段而归纳主题的做法，并不是个别现象。我认为，分析一篇作品的主题思想，应当以分析主人公的性格为主，注意研究分析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矛盾关系，并联系时代背景，结合作者的思想倾向，全面地去分析看待作品的主题，才能挖掘作品的精神实质所在。这是否是个规律，特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选自《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集

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谈契诃夫的《变色龙》（康林）】

１９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创作，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喜爱他的作品，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都借用过契诃夫作品的人物形象。同样，契诃夫的作品，也深受我国人民的欢迎。鲁迅先生称赞契诃夫的作品时说：“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契诃夫创作在思想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变色龙》是契诃夫讽刺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写于１８８４年，当时作家刚２４岁，它表现了契诃夫的非凡的写作才能。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俄国社会，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反动时期。民粹派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不但没有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促使新上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采取更加反动的高压政策，新沙皇加强了宪宾警察等专政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了书报检查制度，封闭进步刊物，各大学实施了警察监督制。整个俄罗斯笼罩在军警宪兵的白色恐怖之中。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民主主义作家，仍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对反动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契诃夫的《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装在套子里的人》等短篇小说，是当时揭露警察宪兵制度的优秀作品，契诃夫在这些著名的作品中，创造了奥楚蔑洛夫、普里希别叶夫、别里科夫等官僚国家代表人物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沙俄社会最典型的现象，具有时代的特征。

契诃夫善于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选取题材。习以为常的事件一经进入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活生生的真实气氛，而且能写出社会环境的实质，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图画，成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讽刺史诗。《变色龙》正是这样，它只选取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断──街头巷尾极为平常的狗咬人的小事，但是却表现了一个尖锐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即官僚警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小事情反映大问题，以小见大，正是契诃夫短篇独特之处。

《变色龙》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平淡无奇的故事，能引起哄堂大笑。引人入胜，这是作者根据人物的独特性格提炼情节的结果。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警察制度同广大人民矛盾的基础上的。通过警官对首饰匠被狗咬伤的事件的处理，揭发了警察制度同人民的对立，鞭笞了望风使舵、反复无常、谄上欺下的奥楚蔑洛夫精神。在短暂的时间内，奥楚蔑洛夫五次变色：最初，他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企图收揽人心，决定惩办狗的主人，要教训不遵守法令的老爷。可是作家出人不意，掉转笔锋。人群中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于是奥楚蔑洛夫马上改变了态度，替狗辩护起来：“它怎么会咬着你？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吗？它是那么小。”这好像很突然，但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后来巡警猜断“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这时他第二次改变了态度：“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但是巡警对自己的见解怀疑起来：“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于是警官第三次改变了态度，他声色俱厉地骂赫留金是“混蛋”，“怪你自己不好！”巡警对狗的主人的两次推断，使得警官两度变色。

将军的厨师也对狗的主人进行两次断定，但这不是两种相反的论断，而是后者比先前更为准确的论断。这种精心巧妙的安排，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厨师说：“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于是警官心里有了底，显出威风来：“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他第四次改变了态度。狗的死刑已宣布，即待执行了。可是厨师接着说：“这不是我们的狗，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警官第五次改变了态度。脸上立即堆起了温情的笑容，竟然对狗也阿谀起来。情节的跌宕不仅使故事波澜起伏，吸引读者，而且深化了人物的性格，统治阶级看家狗的丑恶面目，跃然纸上。

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化的过程，绝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这是对人物性格层层展现的方法。这与《小公务员之死》中，借小公务员一次又一次道歉来揭示他的懦怯相类似，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加强戏剧效果的作用。契诃夫在《变色龙》中，通过人物的不断变色，自我表演，自我暴露，把其放在前后矛盾丑态百出中，进行淋漓尽致的讽刺，严峻无情的鞭笞。作家不动任何声色，不加任何议论，但好恶感情透过纸背，这是契诃夫创作的特点。

《变色龙》通过人物的自我表演，随机应变，塑造了一个溜须拍马、谄上欺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小说的题目《变色龙》和主人公的名字“奥楚蔑洛夫”起得准确、巧妙、新颖、形象。它们同文章的主题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具有深刻的讽刺和象征意义。变色龙是蜥蜴类的一种，能随时改变皮肤的颜色，以适应环境的需要。俄文“变色龙”也可译为易变心的人。作者借此强调主人公善变的性格特征。主人公的名字“奥楚蔑洛夫”是音译，意译就是呆傻、疯癫的意思，作者借此来讽刺、嘲笑和否定奥楚蔑洛夫这类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警官的唯一技能就是善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甘心情愿当统治阶级的看家狗，使人不仅感到可笑，而且还感到可恨。尽管他自作聪明，但实际上却是个毫无价值的混蛋。他的存在只能造成是非的颠倒和对公理的损害。

小说环境的描写，是揭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但是短篇作家契诃夫不像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那样细致描写环境和场面。他只截取最典型的社会环境的一个横断面，既能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小说的开头是警官奥楚蔑洛夫走过的市场：“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敞开的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只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再现出沙皇统治的社会的一片萧条败落的景象，反映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俄国社会的阴森可怖的黑暗的面貌。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就活动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他一出场是仪表威严，威风凛凛，“穿着新的军大衣”，身后还跟着一个巡警。但是他“提着小包”和巡警端着“没收来的醋栗”是对他威严的仪表的有力讽刺，严整的外貌无法掩盖他对人民财产的搜刮。作者通过人物的外表和行动的矛盾，揭示其灵魂的丑恶和肮脏。作者强调人物与环境的血肉联系，８０年代是俄国社会是历史上最反动的时期，这种社会环境是产生迎合现实、阿谀奉迎的奥楚蔑洛夫性格的土壤，而奥楚蔑洛夫精神又维护了腐败黑暗的社会制度。因此鞭笞奥楚蔑洛夫性格，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为了集中笔力，小说选择了最精彩的场面，故事从发生到结束的地点仅限于木柴厂的门口，一群人围着警官，那个咬人的小“罪犯”也在其中。这个小小的场面，好像剧院舞台的聚光灯一样，使奥楚蔑洛夫在大庭广众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了一场极为可笑的滑稽喜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悲剧冲突。

在契诃夫小说中，人物动作表情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契诃夫在写坏人的时候，笔调是严肃的，在严肃的客观描写中隐藏着讽刺。奥楚蔑洛夫有一副严肃的仪表，举止郑重。当他听到有人喊叫声时，他把身子微微一“转”，“挤”进人群，“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严厉的”开始问话。这位警官的一副官老爷的架子，装模作样的丑态，只用“转”“挤”“咳”几个字，几个动作就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语言精练而富于表现力。特别应该指出的奥楚蔑洛夫“脱”“穿”大衣的两个动作，生动地传达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思想起伏。他刚威风凛凛地恫吓狗主人，决定严加惩处，忽然听说狗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他为自己的放肆而懦懦不安了：“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他的心理活动和他的狼狈相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讽刺得多么尖刻。变色龙在寻找变色术，仿佛脱掉大衣能减轻他的负担，能解脱他的窘境似的。正在这时，得知狗不是将军家的，他立即又神气起来，说了要法办狗主人的话。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巡警判断这狗可能是将军家的，他又为方才的得意忘形而恐惧了：“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挺冷……”变色龙又在寻找变色术，仿佛大衣能保护和掩饰自己似的。变色龙的灵魂通过一热一冷、一脱一穿的细节描写，展示得何等生动。作者无需花费笔墨去作人物心理描写，只就一件大衣的处理，就把人物在当时当地具体变化着的心理状态，揭示得如此透彻，如此深刻，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以对话取胜；语言有显著的特色。人物的语言是充分个性化的，从人物的语言可以看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奥楚蔑洛夫对下他是太上皇，傲慢自大，他说话就是“我”“我要”“我绝不”……如“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他的话不仅专横而且粗野，掺杂着骂人的字眼。什么“混蛋”“猪崽子”五花八门；可是对上，在他的一副媚态中，是一片阿谀奉迎的语言：“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去……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于是，“野狗”“疯狗”变成了“娇贵”“伶俐”的动物了，甜言媚语，令人作呕。为了趋炎附势，他会翻云覆雨，甚至倒打一耙，嫁祸于人，这在他的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指责赫留金说：“你那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后来却异想天开，想得到一笔什么赔偿损失费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他轻而易举，一会儿冒似公允要给你出气，一会儿又会编出谎言来诬害你，善变者有善变的语言和手法。尽管人群发出了笑声，他临走时还威胁说：“我早晚要收拾你！”这一结尾发人深思，余音绕梁，对认识变色龙为虎作伥的反动实质，提醒人们防备毒虫，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选自《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集

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