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萧克将军的回忆：“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一个月后，打破了‘围剿’，我兼任红军学校校长，请他担任了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张振汉随军行动，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走到陕甘宁大会师！”

萧克将军说的张振汉就是我的父亲。

1893年，我父亲出生在当时属山东省的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

1924年，我父亲任奉军连长，任职期间曾在徐树铮麾下参加过外蒙古独立谈判。北伐战争爆发，父亲参加北伐军。其后，于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旅长，1931年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的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的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同我的父亲还见过面，他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还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

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他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我的父亲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萧克将军亲口对我说：“你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红军军团首长找我父亲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的，何键同我父亲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亲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老总派人找我父亲，问他有何良策。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我父亲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我父亲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将军向我说过，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我父亲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我父亲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同志等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