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官场恐怖人自危

贪官最爱什么？当然是最爱钱了。谁都怕自己钱少、不怕自己钱多。但贪官怕死吗？真实的答案是：贪官不怕死。

贪污有什么危害呢？柏杨说：“历史沉痛地证实，贪污对中国的伤害太大，无数民变兵变、辱国失地、政权覆灭，以及大屠杀大流血，几乎全都起因于官员贪污，和由贪污引发的暴虐。”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针对元代后期贪污成风的弊政，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认为乱世须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况很严重，遭到惩处的官吏很多。

朱元璋对贪污的蛀虫、官员害人的行径特别痛恨。他登基第二年，和大臣们交心说，我从前在民间的时候，看到地方官员大多不体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心里真是恨透了。现在我要严格立法，严禁贪污。凡是官员贪污、祸害百姓，绝不宽恕。1385年颁行《大诰》，朱元璋在序中严厉地说：“官府敢不奉公而捞取私利，一定要彻查罪行进行惩处。”

刚开始，朱元璋惩治贪污还不是特别毒辣。他鼓励天下百姓都来检举、监督官员。允许百姓直接到京城检举，告发贪官，甚至允许把贪官扭送京城。百姓闯入官府捉拿有劣迹的官员，谁也不能阻拦，如有阻挡者，诛灭全家。他把犯法官员的罪行在申明亭公布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警戒官员不要作恶。由于人才奇缺，官员犯罪了不是一杀了之，而是可以戴着脚镣手铐办公。他命令刑部，凡是犯罪的官吏，罪行可以宽宥，仍旧官复原职，但在官府大门上张榜公布他的罪行，督促他反省，死不悔改的再治罪。

有件事使他大受刺激，才大开杀戒。

朱元璋执法很严，即使是亲女婿犯罪，也照杀不误。他的女婿欧阳伦因为私贩茶叶，罪不至死，结果被逼自尽。谁贪污就杀谁，是历史上贪官杀得最多的一位皇帝。在《大诰》等法令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凌迟、枭示、种诛，死刑弃市以下达1万人。

越到后来，朱元璋的脾气越臭，杀官员陷入滥杀，杀人就像捏死一个蚂蚁。杀人只讲感觉，完全凭自己一时喜怒；杀人不需要任何理由，不分任何时间地点，甚至直接在朝廷上立即执行；杀人也不讲数量，一杀杀一家、杀一族、杀一片地区。南方的地方官员很少有人能做到任期结束，就掉了脑袋。

剥皮

称朱元璋为“朱扒皮”，绝不是冤枉他。为什么叫他“朱扒皮”呢？因为他喜欢做一种从不出售的工艺品——剥贪官的人皮。

剥皮这种残酷的刑罚在明代如同家常便饭，朱元璋明文写进《大诰》。他用这种残酷手段，严厉镇压贪污罪和谋反罪。

剥皮就在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进行，因此土地庙也叫皮场庙。朱元璋是剥皮高手，杀掉贪官后，将剥下来的人皮塞上稻草，放在官员办公的座位旁边，吓唬官员。官员办公和审案的时候看到这张人皮，心惊胆战，不敢作恶。

剥皮在明代没有断过。

蓝玉是第一个被剥皮的名将。靖难之役后，朱棣打败建文帝，不少大臣威武不屈，被朱棣剥皮。比如，景清被抓之后，大骂朱棣。朱棣令人将景清剥皮，在人皮里塞上草，绑在长安门示众，并将他的骨肉剁成肉酱。胡闰被抓之后，牙齿被打光，掉落一地，胡闰仍然骂声不绝。朱棣大怒，将胡闰勒死，用灰蠡水浸泡尸体，将人皮剥下，塞上草，悬挂在武功坊示众。

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军首领也剥皮。明武宗将农民起义首领赵璲在闹市处以磔刑，将为首的6人剥皮。又将人皮制作成脚踏，骑马的时候踩在脚底下泄恨。但是，农民起义军对统治者也不客气。据《明史》记载，张献忠也喜欢剥人皮，而且是剥活人皮。如果皮没剥好人就死了，刽子手就会被处死。这种说法无非是形容张献忠残忍好杀，是否属实有待考证。

到魏忠贤掌权时，老百姓在民间偶尔发发牢骚，触怒魏忠贤，动辄被逮捕杀害，甚至被剥皮、打断脊梁骨、刺心、割舌头。魏忠贤剥起人皮来就像在饭桌上剥番薯皮一般，被他惨杀的人不可胜数。一个姓徐的人和朋友喝酒，其中一人数落魏忠贤的恶行，说他不久会败落。到半夜熟睡，这喝酒的5人全被特务抓走。刚才乱说话的人，手脚被钉在门板上，魏忠贤命令手下人取来沥青给他“洗澡”，然后用槌子敲打，不一会儿一张完整的人皮就被剥下来，十分恐怖。

廷杖

朱元璋对官员很苛刻，工资不高，休息天几乎没有，而且还发明声势浩大的廷杖侮辱官员。

廷杖是由锦衣卫执行皇帝命令，在朝廷上杖责大臣。廷杖始于元代。朱元璋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只要不高兴，不管什么官员，一律由锦衣卫廷杖，由司礼监太监监督，打完后就拖上来，打死了就拖走。

廷杖不是简单地打屁股，而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刑罚。

具体情形是：被杖的官员，两个手腕被绳索捆绑，身穿囚犯衣服，逮到午门外。每进一个大门，大门立即关闭，到达行杖的地方，只见100名锦衣卫手执木棍，威严地分立两旁。司礼监的数十名宦官捧着驾帖(驾帖是皇帝派人办事的凭证，相当于逮捕证或者处罚通知，由司礼监出帖并盖章，经过刑科给事中批准)，来到犯人面前。司礼监太监宣读驾帖内容，犯人跪下听取判罚：着实杖打多少棍。司礼监太监在午门西边的台阶下左边就坐，右边则坐着锦衣卫使，此外还有穿着大红衣服的数十名锦衣卫忙前忙后。

不一会，被杖的官员捆绑好了，放在麻布兜上，由4人悬空抬着。为首的大喝道：“带上犯人来！”每一次大喝，成百上千的人大喊应声，声音震天动地，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初次大喝：“阁棍！”一个人手持木棍出列，放在官员大腿上。这时再呵斥：“打！”锦衣卫开始行杖。打三下后，喝令：“着实打！”每打5棍，换一人继续打，比如打80棍要换16人。一边打一边喝道：“着实打！”“阁上棍！”千百人大喊应声，总共呼喊46声，被杖的官员吓得瑟瑟发抖，痛苦地挣扎翻滚，有的甚至下巴触地，磨掉了胡须。

打完后，锦衣卫再次大喝；“踩下去！”4名锦衣卫将犯人狠狠地摔在地上，用麻布兜抬下去。这时，犯人十有八九已经处于气绝状态。

在打的过程中，如果司礼监太监秉承皇帝的意图，喊的是“用心打！”而不是“着实打！”锦衣卫就会心领神会，把人往死里揍，囚犯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

廷仗是侮辱人的体刑，甚至是死刑。被打成残废的很多，当场毙命的有时一次多达几十人。如在嘉靖时，因为大礼仪之争，134名官员被廷杖，其中17人被当场打死。

朱元璋的狠毒，在官场造成恐怖政治。

官员上朝前都要和妻子话别，回不来你就安排后事，如果能下班回家，全家就庆祝你多活了一天。官员上班第一件事情，是暗中观察朱元璋当天玉带的位置。如果玉带滑到肚皮底下，那他肯定气鼓鼓的，当天要拿官员大开杀戒。官员们值班就分外小心，一个个战战兢兢，吓得面如土色，生怕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如果看到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表明他心里阳光灿烂，当天不会杀人。

官场这么恐怖，很多人死活不愿意做官。某些知识分子为逃避做官，装疯卖傻，每天喝酒大醉，把自己的形象彻底搞臭。

因为人才奇缺，朱元璋在《大诰》中制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法律，强迫知识分子做官。《三编》稍为宽容，但是所记载的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至四犯的人还是达到364人。大难不死而还职的官员，大多身负斩罪，照常上班做事。

贵溪的知识分子夏伯启叔侄两人，砍断左手大拇指，发誓不做官，被朱元璋杀掉抄家，以避免其他的狂人愚夫群起仿效。

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是头犟牛，死活不愿意在朱元璋手下做官。朱元璋把他的家属全部杀光光，把他发配到宁夏充军。人一旦充军，他的后代都得世代做军人，为国戍守边疆。朱棣上台后，看他实在可怜，把他接到南京，又逼迫他做官。李征臣说，原来我拒绝做官，全家都被杀了，现在孤身一人，何必还要做官？朱棣拿他没办法，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不愿意回家乡，因为他无家可归，家里人早死绝了。还是愿意回到充军的地方。这也太凄惨了！于是朱棣免去他的戍籍，让他去老朋友的私立学校教书。

做官到哪里任职，全凭朱元璋说了算。苏州的知识分子姚叔闰、王谔，受人举荐，朱元璋想重用他俩，安排他们到南京做官。可是这两个人弄不灵清，不想去南京，只想留在苏州混混日子。不去，总得有理由吧？他俩就勾结苏州府官员张亨等人，说已经在苏州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就在苏州拿工资，不到南京就职。朱元璋看他们这么不听话，将他俩枭首，家产抄没。

做了官不能随便辞职，否则安上“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在所难免。程朱理学家李仕鲁因为辞职被摔死，即是明证。

2. 郭桓贪污杀光光

死亡人数：数万人

案件结果：许多机构瘫痪

明代的官员为国家辛苦打工，工钱却很低。清廉正直的官员养不活一家人，自己死时像海瑞一样，连棺材板都买不起。“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些官员正是抱着这种错误的侥幸心理，为让自己过得好点，做点小动作，揩点公家的油，结果搭上自家性命。

1385年五月，一场腐败大案浮出水面。

涉案主角是郭桓，时任户部侍郎(副部长)，主持户部工作。

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有人贪污官粮。朱元璋得知，北平二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狼狈为奸，上下串通，贪污官粮。

于是，命令法司严刑拷打。

主刑官是吴庸。郭桓饱受皮肉之苦，什么证词都有了——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都跟我是一伙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富商说了一大堆。

主审官们也全信了，于是定罪：郭桓等人在收浙江西部秋粮时，应上缴450万石公粮。但是郭桓等人只上缴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钞票，折合粮食200万石，还有190万石没缴纳。郭桓等人收受浙江西部等府送上的50万贯钞票的贿赂，纵容黄文通等府、州、县的官员私分公粮。应天府等5个州府，数十万石公粮被官员郭桓、张钦等私分。

这样算起来，郭桓侵盗国家粮食700多万石。而根据《大诰》的说法，有2400多万石公粮被这些蛀虫贪污。

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是不可信的。但是，朱元璋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杀贪官多过瘾啊！追赃多痛快啊！

于是将他们全部逮捕。户部整个衙门全部完蛋，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处死。

随后在全国各地追赃，强迫缴纳官粮700万石，总之不管抓多少人、杀多少人，非得把数量凑够才可以。全国各地血雨腥风。各省布政使等大小官员、江浙富豪、家里有点钱的，入狱被杀，数量多达数万人。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大多因此破产，特别是浙江一带，很多人被抄家，富豪大族几乎全部被消灭。

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不敢明骂皇帝，而是迁怒于审理案件的主刑官吴庸。吴庸就成了众矢之的。

御史余敏、丁廷举将刑讯逼供、民怨沸腾的情况向朱元璋汇报。为平息天下人的怨气，朱元璋将吴庸等人杀了，并假惺惺地说：“我下诏让你们清除奸人，你们反而干坏事扰民，今后凡有这样的事情，一律遇赦不宥。”

这完全是朱元璋小题大作、捞财害命、乱杀一气。

刑讯逼供，永远得不到真相。

3. 空印无罪除头头

案件结果：各地衙门一二把手全倒霉

1382年，兴起空印案。这是朱扒皮一手炮制的大冤案。

每年各省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户部进行审计。

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一升一合、一分一毫对不上，整个会计簿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很麻烦，账本要盖上地方政府的公章才行。从南京回到地方上重新盖章，一去一来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贵州的、新疆的，骑马到南京，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赶不到。

因为路途遥远，地方官员就带上备用的空白账本，先盖好公章。账本一旦被户部打回来，没有过关，就立即重新填写。这种做法就跟使用空白发票一样，先盖章后填写，虽然不符合程序，但也情有可原。这在明朝已经成为惯例，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在意。

1382年，朱元璋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他却在意了，勃然大怒，感到是大事一桩，地方官员统统在欺骗他，其中必有奸情。他是最恨贪污的，于是他的大头症又犯了，怒不可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无限上纲上线。

他下令将郡守一级掌管公章的一把手或者会计师一律处死，二把手杖100下、充军边疆(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大家公认的好官，也在此案中蒙冤而死。

当时胡惟庸案还没了结，人们夹着尾巴自保，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这时候，居然跳出两个不怕死的人，来跟皇帝论理。

一个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他拼死上书，陈述空印案冤情：

“空印文册完全是权益之计，留着备用，实行已久，不算什么罪过。人才难得，朝廷培养一名干部，几十年才能成材。人死不能复生，朝廷这么无休无止地杀人才，真为朝廷毁弃人才感到悲哀！”

朱元璋又是大怒，追查是谁唆使他来说情的。

郑士利说：“我为国家建言献策，即使是死，我也要说！没有主谋！”

朱元璋当然不信，把他处以杖刑、充军，罚作苦工。

另外一个敢讲真话的是山西太原官员叶伯巨，不过真话一般都不好听。1376年，叶伯巨引用空印案的例子，劝朱元璋少杀无辜，批评皇帝过度依赖严刑峻法，还说皇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预测燕王朱棣将来肯定会篡位。虽然句句说在点子上，但终究是揭短，朱元璋又气不过，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后来把他关进刑部监狱，活活饿死。

经过郭桓案和空印案两场大案，许多无辜的官员死于非命。

朱元璋大杀贪官，最后被证明完全失效，贪官永远是杀不完的。贪官越杀越多，朝杀暮犯，前仆后继，杀来杀去，怎么都杀不完。贪官如啖饮食，照样犯罪，一点都不害怕。

对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做法，继位的建文帝不以为然，锐意改弦更张，鼓励大臣纠正司法不公。他把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叫到榻前说：“近年法司很滥，朕怎么不知道？他们所判决的大逆不道罪名，往往舞文弄法，把无罪的人弄成有罪，先帝(朱元璋)多次严厉禁止。所以死刑一定要四五覆奏，而法司甘为酷吏而不知羞愧。从今以后审重囚，你们三人一定要去参加审理，有冤枉的，即使是小事情，也要向我报告。”这样，才阻止住了滥杀无辜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