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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无罪
更新时间: 2024-03-29 07:56:35

和妻子小娟认识时我还在山西读研究生,当时我三十出头了。

孩子无罪

小娟在工厂工作,比我小三岁。我觉得她心地善良、性格平和,虽没有花容月貌,但是是做妻子最合适的人选。

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本校教书,工作三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的婚事办得异常简单,她从家里拿了一套新被褥来到了我的单身宿舍,我就算把老婆娶进了门。我暗暗发誓,以后要一辈子对她好。

婚后的生活非常平静,小娟很勤劳,总是将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惟一不方便的就是她有时要值夜班,每到这时,我就会骑车去送她。

结婚半年后,学校派我去德国进修一年。我在德国的汉堡大学学习,每两个星期我都会给小娟写封信,而她给我的信写得更勤。

可是自6月以后,小娟再没有给我来信,打过两次电话均没有人接,难道她生病了?这时,导师雅克里教授提出让我再延续一年,还可以把妻子接过来,我连忙打电话告诉小娟。

小娟接到我的电话,并不说话,不一会儿,抽泣声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我心一沉,问:“怎么了?”

我说:“我这就给你办出国手续,到我这来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她竟说:“你忘了我吧。我要和你离婚。”

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我问她是不是又有了什么人,她长久沉默后说:“就算是吧,是我对不起你。”

电话从我的手中滑落……

第三天,我再一次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一听是我的声音,立刻就把电话挂了。尽管我给她写了不少信,可她坚持不回信。电话打到她姐姐那里,她的姐姐也只是哭,并且告诉我说小娟离开我的决心已经定了。

我心里万分失落。9月,我接受了延缓一年的条件,继续留在德国。

一想到小娟那哀怨的哭声,我就心急如焚。离工作期满还差三个多月时,我就匆忙回到了单位。

打开门,映入我眼帘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家。房间里依然干净整洁,为了防止灰尘,家具和床都被蒙上了布,房间里安静得就像是从未住过人一样。放下行李,我向她姐姐家走去。

小娟的母亲去世很早,娘家只有一个姐姐。她姐姐一见到我,泪水就流了下来。“这事谁都不能怪,就算你不要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原来,就在我出国六个多月时,小娟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受到了三个歹徒强奸,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她去医院做检查,希望能打掉这个孩子,可医生说她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根本不能够做流产。而且,即使她生过孩子之后,也要等几年之后才能再生孩子,还不能完全排除危险。小娟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就在家割腕自杀,幸运的是被她的姐姐发现。

抢救过来的小娟情绪极不稳定,直到怀孕七个多月后,她才渐渐平静下来。她搬到了她姐姐的家里。

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心如刀绞。我说:“小娟呢,她不在家?”

“她出去买东西了,要不,你先走吧。我怕她不高兴。”

我说:“不,我等等她。”

走进小娟的房间,进入我眼中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孩子——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正睡得香甜。

孩子的鼻梁很低,这和我们都不一样。我克制不住痛苦地跪在了地上,那些天杀的歹徒!我把拳头重重地捶向了床腿。

就在这时,小娟进门了。她一见到我,就定定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满是辛酸、愧疚、痛苦……

我走上前去,想拥她入怀,可是她躲开了。我重新拉住她,说:“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求你跟我回去吧。”她使劲抱住了我,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

从德国回来后,我分到了一室两厅的住房。一个月后,小娟重新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

小娟带着孩子归来让我明显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复杂的目光,因为这件事情,我害怕和同事朋友们坐在一起,更害怕听见他们谈论自己的孩子、老婆等所有家长里短的话。渐渐地,我的性格变得孤僻起来。

在家里,我沉默寡言,她小心翼翼,和以前相比,我们这个家已经没有一点正常的气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厌恶这个孩子。当然,我的这种情绪不能让小娟知道,否则她会很伤心。

小娟给她起名叫点点,她让她跟了自己的姓。平常,点点管我叫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加上平时我在家的时间不多,只要有空,我几乎都在实验室。点点害怕我,能叫小娟做的事绝对不会来找我。

她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看到她,我就觉得看到了小娟混合着血水的眼泪。

渐渐地,我和小娟之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了,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但是,我的工作成绩并不好,甚至还不如以前了。这也使我感到压力更大了。

10月的一天,小娟起床迟了。她想让我送点点上学,点点站在小娟的身后,仰起脸期盼地看着我。我皱起了眉头,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

小娟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吧,我去送她。”

孩子趴在小娟的肩头,默默地看着我。我机械地扬起了手,她高兴极了,冲我大声喊:“再见,爸爸!”

我的心猛地一动,感到了自己的卑琐和对孩子的愧疚。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

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摆积木。

老师见我面生,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头,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老师温和地说:“你好像很忙啊,很少见你来的。”

我点点头,点点悄悄地把手伸进了我的手里,一股异样的感觉猛地出现在了我的身体里。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路程很短,可我却感到走得十分漫长。

那晚小娟回来时,她欣喜地抱住点点,问:“是爸爸接你回来的?”点点一脸兴奋地点着头。

“爸爸好不好?”小娟问。

“好!”点点响亮地回答。

晚上,小娟向我依偎过来,说:“谢谢你。”我感到她的眼泪流了出来。回国后一直压在我心底里的冰块随着这串泪水有所松动了。我想,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

2005年夏,小娟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特别高兴。

虽然从那天后我对点点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却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心将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我的骨肉,而对点点,肯定会有所疏远。

这时的点点已经四岁了。每当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时,我往往会暴跳如雷。这样的情况下,小娟也不好偏袒孩子,她就会躲进房间里去哭。等风暴过后,我往往会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小娟。可我却无法控制。

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我很有可能更无法忍受点点了。到那时,我们这个家又怎么办呢?

这年秋天,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一见到我,他吃惊地说:“你是怎么了,短短几年,你怎么变得精神这么不好?”

我苦笑一声。这天晚上,我正在实验室时,雅克里来了。他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如果是那样,你一定要尽早检查。”

望着他关爱的目光,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

重新回忆起那一幕,我忍不住悲愤和痛苦,泪水一流出就再也无法控制了。

待我平静一些后,雅克里说:“你有孩子的照片吗?”

我摇摇头。

他说:“在我回国之前,我希望你能安排我见她一面,我想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

说着,他把椅子拉近我,挨着我说:“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吊死在了家里的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人们屏住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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